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擔著極大的風險，協生印書局夜間突擊排版、印刷、校對、裝訂。爾後，這些書籍經王宇斧巧妙地郵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學的“開拓社”、“轉換社”；清華大學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師範大學的“摩爾讀書會”；當時北平黨組織的收件人、清華大學的張清一；上海暨南大學的“東方青年社”；還有正定河北第八師範、邢台河北第四師範、大名河北第七師範、泊鎮河北第九師範。
這些馬列主義書籍廣為傳播，給革命人民輸送了精神食糧，在廣大青年學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團保屬特委委發行部長的齊慶祥同誌與張培植成為忘年摯友，他經手印刷、分發、運送、郵寄、售賣的進步書刊和部份黨內資料，大部分是協生印書局印刷的。
為準備高蠡暴動，**河北省委在天津從吉鴻昌處搞到一批槍支，走水路由天津運出，途經白洋澱時被國民黨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經過在安新同口擔任國民黨區長的李致光同誌活動，設法從公安局領出，裝入夾層蜂箱，運至保定劉守廟，交張培植接收轉運。
高蠡暴動時，省委組織了輸送大隊，建立了三個輸送站，三個接收站，負責人員、槍支、物資的接轉運送。清苑縣東閭村張培植家是接收總站。
高蠡暴動失敗之後，白堅、齊慶祥、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等同誌，先後到了東閭村張培植家。由那裏轉赴唐縣、滿城。團省委巡視員白堅。是張培植親自用轎車送到保定轉走的。
三十年代以來。直至張培植犧牲，化真照像館的櫃上，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手條取錢、“借錢”。恒昌照像館實際上是秘密書庫，也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條子取書。當時黨處在秘密狀態，經費不充裕，同誌們都到張培植那裏“借用”。張培植則是有求必應，化真照像館實際上成了同誌們的“後勤處”。
1934年5月,張培植被國民黨軍委保定行營傳訊，第二天查抄了協生印書局。印書局的存書在搬運工人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搶運出去。反動當局隻抄到了一些小學補充教材、教學參考書，再有就是一些黃色書刊的樣本。“恒昌照像館”的書庫，沒有被發現。張培植清楚，存在“恒昌”的書一時轉移不出去，就乘夥友送飯的機會秘密囑咐把書燒掉。看書庫的張同錄將書全部燒掉，一連燒了三天。
反動當局沒有抓到證據，將張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釋放,“欲擒故縱”，他們加強了對協生印書局的監視。七月初，張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狀有三：一、窩藏二師學潮的指揮者，收留被開除人員；二、掩護高蠡暴動的策劃者；三、印刷、發行**的報刊、傳單。毒害青年。前兩條沒有真憑實據，張培植矢口否認，巧妙地應付敵人的審訊。
反動當局在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車革命書刊。於是張培植被關入了保定行營監獄。張培植被捕入獄後，與受**河北省委派恢複保屬特委而被捕的齊慶祥同誌同監。
在同監難友四十多人中，張培植年齡較大，鬥爭經驗較豐富，他積極為難友出謀劃策，編造口供；組織難友向監獄爭足夠的水喝，爭傷病員托難友代領食物的權利。還為難友用土法醫治刑傷。齊慶祥後來說：“要不是老張，我早死在監獄裏了。”
齊慶祥了解張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張在監獄中的表現，向張培植談起介紹張培植參加中國**的事。張培植笑了，他問齊慶祥：“高蠡暴動失敗後，你跑到我家都見誰來?”齊答:”我見過白堅、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他們。”張又問：“李永茂沒給你說什麼嗎?”（李永茂是保屬特委委員，高蠡暴動時參加蠡縣縣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與保屬特委書記李亞克一起犧牲了)齊慶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張培植被判處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陸軍監獄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