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大門口那塊更醒目的木牌告訴我找到這兒也沒錯——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
我疑心人們不好意思將一個賣國軍閥的名字標在外頭，故隻當此院為典型的四合院吧？
不過，進去後，找到舊識王鴻年處長時，才知它確與老段沒關係。王鴻年兄除送我有關資料外，還知無不言地向我介紹了若幹情況。他告訴我，沒聽說段祺瑞住過這個大院，這裏是老北京的一個有名的四合院——從清末的兵部尚書，到被逐出宮的太妃們；從民國初期的海軍總長，到文革前的天主教會神學院，它曆經數代變遷而未頹，現為市文物局的辦公地。也正因他們單位進駐這裏，該大院裏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較為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學胡同的話，那隻可能在胡同東頭，不過，東頭的老房子早在多年前就拆淨了，原址上建了一片居民樓。
王鴻年的話，讓我記起了剛剛在胡同東端看過的那幾座毫無特色的或紅或灰的方磚樓。
府學胡同裏兩位近百年中曆史巨子的故居，真的永遠不存在了。
我沿寬街騎回到了平安大街，在以前的鐵獅子胡同駐足。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這座影壁的身世後，每次經過這裏時，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幾眼。
長長的大影壁記錄著一段血淋淋的往事——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下午，執政府衛隊悍然開槍鎮壓了請願的學生。槍聲響後，不少人當場仆倒在大影壁的跟前，更多的人則繞到了它的後麵，以它為盾，躲過了子彈們的追殺。參與領導了北方國民運動的北大教授李大釗也是其中一位，槍響時，他也跑進了這座大影壁後的衛隊旅的馬廄裏，“狀極狼狽”（《京報》1926年3月20日語）。等人群一轟而散之後，軍警和市民將仆地者送往附近醫院，但已經死了四十七人，傷了數百人。
此即震驚一時的“三一八”慘案。
我想知道，執政府衛隊果真蓄謀已久並嚴陣以待鎮壓了愛國群眾運動嗎？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彈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洶湧嗎？
當然，我還想知道，第二天《執政府令》上說的“有暴徒數百人手持槍棍闖襲國務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拋擲炸彈，潑灌火油”了嗎？有記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準備好了帶鐵釘的棍子，這些報道也是真實的嗎？示威者並非“手無寸鐵”倒是真的，因為當天在場的朱自清寫過，他看到確實有學生帶著“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不過，朱氏沒看到有帶鐵釘的木棍。
我確實想知道，同一起慘案，出現在各報紙上，事發經過竟是如此的不同——若幹家報館說，學生請願秩序井然，但一到國務院門口即遭衛隊“誘殺”（魯迅語）；另有若幹家報紙則說：遊行者喊著口號衝擊執政府，以致十幾個衛兵都關不上大門了，鳴槍警告無效後，子彈才射向人群，雲雲。到底哪個聲音告訴我們的是真相？
並且，我還想知道，為魯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們在報刊上說的：死傷者有不少是“被群眾擠倒後踏死或踏傷的”是否屬實？死難者中，為什麼還有兩個警察廳的便衣和一個執政府的衛士？
在協和醫院住院的梁啟超說，他既對政府的危機處置措施之“荒謬”感到“簡直是不可思議”，也“對於一般自居指導青年的領袖們”“不能完全寬恕”。梁導師的話，也許更能啟發我們對慘案性質的認知。
絕大部分人所不知的，是下麵這個極為要緊的曆史細節：
3月19日清晨，蘇聯顧問組的埃凡斯和阿連去找李鳴鍾，李鳴鍾殷勤地接待了他們。
顧問們問：
“將軍，您打算怎樣對待總統（指段祺瑞）呢？”？？李鳴鍾吞吞吐吐地回答說：“我知道，顧問們所懷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譴責凶手，但我們現在沒有力量和總統鬥爭，此外，遊行示威者也不該到總統府去。”
“您有一個警備旅，您可以解除總統衛隊的武裝，剝奪總統的權力。他應當作為凶手和人民的敵人來審判。”
這是蘇聯人寫的《馮玉祥與國民軍》書中的一段話。李鳴鍾乃馮玉祥副官出身的國民軍將領，時任京畿警衛總司令兼督察總監。
真乃一葉知秋！僅此一段，即可窺見當年蘇聯人對整個事件的操縱。隻不過國民軍將領也沒有料到事情已糜爛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沒繼續“顧”上讓他們過“問”，更大的流血事件才沒發生。
在蘇聯人的錯誤導演下，鮮血染紅了那一個春天。不過，令蘇聯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權力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