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解讀中還蘊含有對這場革命的不同認識，由於先前十多年特別是皇族內閣、親貴內閣出台後，滿漢之間的衝突達到了頂點，許多參加革命的人以為革命就是推翻“滿清”，就是一場民族革命，隻要袁世凱反正了，反手將清廷推翻了，哪怕擁戴袁世凱稱帝，做漢人的皇帝，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當然最好還是推翻帝製，建立共和，袁世凱最好還是反正歸來做共和國的總統。這第三種認識在當時也是非常多，而且越來越多。
或許是武昌會議的這些決定並不符合南方革命黨人的利益，特別是不能符合不能滿足江浙地區獨立省份的要求，所以到了12月4日，陳其美、程德全和湯壽潛等人，趁著南京光複，武昌危機的機會，又一次將南方的中心拉回到上海，將留在上海原本隻負責聯絡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來舉行會議，並作出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推選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決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帥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也同意，在臨時大總統為舉定之前，仍認鄂軍都督府為中央軍政府，有代表各省軍政府的權力。
對於上海革命黨人的決定，湖北方麵和黎元洪當然大為不滿，以為上海的代表隻有聯絡的責任，並沒有選舉之權，所以並不能承認黃興的大元帥。隻是這種承認與不承認都不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本來大家都是草莽，都是臨時的，最終的結果其實都還很難說。不過從此之後，武昌的分量確實在一步一步減弱。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會議對南北議和提出了幾項先決條件: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張共和政體;三是禮遇舊皇室;四是以人道主義待滿人。會議還決定議和地點設在漢口，公舉伍廷芳為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精衛、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讚。實事求是地說，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確實有點兒對湖北對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闊斧向前推進，確實為南北和談掃除了障礙，使南北和談從南北雙方隔空喊話一下子變成了現實，速度突然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