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就是現今世界唯一享受這種彙率財富特權的王者。從1871年的20多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再到2012年超過1800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美元彙率的曆史就是一部長期貶值的曆史，但同時期美國經濟美輪美奐的經濟童話卻如此驚豔。彙率貶值與財富激增的並存“悖論”隻能歸結於美國和美元在全球勢力排序中的獨領風騷。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持有美元或美元資產是加入全球化遊戲不可避免的潮流和時尚，而在那些政局不穩或是高度開放的小國甚至還存在美元對其本幣的“貨幣替代”，美國作為“世界貨幣”的生產者不得不麵對凱恩斯所言的征收“全球通脹稅”的財富誘惑，畢竟就像邁耶在其名著《美元的命運》中坦言的那樣，“美元的生產成本幾乎為零——在聯儲按個按鈕就能生產出美元來”。
這種彙率幻覺的財富誘惑在困難時期似乎更加難以抗拒，這實際上恰恰構成了對現在全球彙率市場變化的新鮮注腳。當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將美國人從經濟複蘇美夢中猛然驚醒之際，貌似如學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過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無忌憚地按下了量產美元的按鈕，美聯儲的連續降息揭開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劇目，而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加入為美國經濟周期下調的埋單隊伍中來，甚至連歐洲大陸的發達國家也成為美國出口能力激增的潛在犧牲者。當然，美國用彙率魔方吸納全球財富的過程，也是世界經濟和全球市場風險高度醞釀的過程，於是我們看到，與弱勢美元如影隨形的是能源價格的連續高企、黃金走勢的一路飆升、定價體係的初步紊亂、跨境資本的暗流湧動和全球通脹的壓力再起。
更可怕的是，弱勢“世界貨幣”的另一個伴生產物很可能就是非霸權國家的“彙率幻覺”。彙率魔方永遠不是一個人的遊戲，當位於分母的“世界貨幣”大幅走軟之際，大多數位於分子的普通貨幣正經曆著彙率升值的翡翠夢境。而這很容易帶來非霸權國家財富激增的直覺，但很遺憾，曆史證明很多時候這的確是一種錯覺。貨幣升值引致財富災難的故事可謂比比皆是、發人深省。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受難於貨幣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取悅白銀集團頒布了白銀購買計劃，旨在提高銀價給白銀集團提供補償。但千裏之外的中國卻由於實行銀本位受到了“本幣升值”的意外影響，白銀外流和通貨緊縮不僅讓中國的銀本位走到了盡頭，還給當時中國脆弱的經濟體係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個為貨幣升值付出慘重代價的例子。1985年風頭正勁的日本憑借經濟神話締造者的底氣同意了《廣場協議》中“日元幣值必須反映日本強勢經濟基本麵”的提議。隨後，全世界目睹了罕見的日元超速升值“外科手術全過程”，從240日元兌換1美元到120日元兌換1美元，瘋狂的日本僅僅用了三年時間，但接踵而至的卻是泡沫經濟的驟然破碎，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尷尬的“失去的十年”，而在經濟走向驚天大逆轉的過程中，日元升值的慣性甚至長期維持，1995年日元彙率就突破了80大關。
當然，對於非霸權國家而言，貨幣升值並非都是經濟災難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間的德國，馬克兌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馬克根據《廣場協議》一次性升值了78%，但經濟結構的有效調整卻使得德國貿易增長沒有受到負麵影響，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強勢。另一個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間的新加坡，新元兌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體係完善的新加坡憑借競爭力的穩步提高保持了財富高速增長的神話。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證說明對於非霸權國家而言，決定彙率與財富相關關係的力量更為複雜。這裏我們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入彙率魔方的另外兩個重要素：經濟協調性和風險管理能力。首先，非霸權國家貨幣升值能夠促成財富持續增長的關鍵點在於彙率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相互協調性。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度依靠出口貿易，或者出口貿易過度依賴價格競爭優勢，那麼貨幣升值和經濟增長之間是不協調的，經濟走強帶來的彙率升值往往會給後續經濟增長反向套上枷鎖。唯有經濟增長引擎多樣化、可持續性強的國家才有條件實現貨幣升值和長期發展的“和諧”互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