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天下難，守天下更難！治國可不是騎在馬背上能做得好的。農民出生的豐臣秀吉自然也深深明白這層道理。
還在天下未完全統一之前，豐臣秀吉已經頒布了一係列內政措施，力圖使這個遭內戰蹂躪一百多年的國家早日恢複元氣，不但讓人民能休養生息，更要富國強兵，為未來的軍事行動做準備。
豐臣秀吉的治國方針與織田信長一脈相承，並在織田信長建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係列完整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樂市樂座，貨幣統一，檢地和兵農分離。
從織田信長時代起就已經開始執行的樂市樂座政策，在豐臣秀吉手裏得到更全麵的貫徹。戰國時代初期，許多特權階層與依附特權階層的商人把持了市場。他們擁有商品專賣權，免稅權等一切能帶領暴利的專權。但普通民眾和小商人卻深為這些專賣製度所苦，以至於商貿不行，市麵蕭條。戰國晚期，南近江藩國的六角家首先頒布了樂市樂座政策，廢止專賣權，免稅權，行會壟斷權等等，以重振市場經濟，提高大名家的稅收。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當政時，新興的工商業者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甚至以減稅來鼓勵和刺激商業發展。到了豐臣政權末期，全日本的商業早已恢複興盛，多樣化的商品和商店使得市場空前繁榮。
眾所周知，一百多年間全日本大小諸侯林立，戰亂不斷，全國的金融係統早已崩潰。各地大名在領地內發行自己的貨幣，以代替廢止的中央統一貨幣。各藩國的貨幣形勢各樣，種類繁多，蔚為奇觀，而彙率也是五花八門。更令人頭痛的是在商品買賣之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如果一家大名滅亡了，他們的貨幣頃刻變成廢紙，許多人因此傾家蕩產。在這種情況下，最保險的貿易方式就是以物易物。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流通一個穩定的外國政權的貨幣，比如大明的永樂通寶。實際上，日本人也是這麼做的。永樂通寶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貨幣之一。當然，大量的銅錢流失造成貨幣升值，對大明的經濟也有很壞影響。豐臣政權統一天下後，豐臣秀吉將一概地方貨幣全部廢除，發行了自己的天正大判和天正小判金銀幣，重建了日本的金融體係。同時為關白統一的，也包括混淆不堪的度量衡。
在領地內丈量土地和調查人口，是各地大名經常頒布的命令，以了解自身的實力和未開發的潛力。豐臣秀吉也不例外，隻是他的檢地命令是全國範圍的。日本的封建領主們以“石高製”決定領土的大小和貧富。“石”是稻米的計量單位，一石米可滿足一個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糧。比如說此時德川家康有200萬“石高”的領地，就是指德川家康領地內的稻米收成可供200萬人吃一年。由此可見，“石高”的多寡正是衡量一個大名實力的標準尺。不斷地開墾新田，或者因某些原因導致田地荒蕪，大名們領地內的“石高”數量也是不斷改變。這就需要頻繁的檢地來保持一個準確的數字。
由於“石高”就是軍事實力的體現，各藩國的大名都把實際數據作為頭等軍事機密封存。而公開上報給豐臣秀吉的數據，往往是縮了水的。為了更牢固地控製這些新歸附的大名，豐臣秀吉幹脆派自己的親信到地方上，重新測量“石高”。當然，這些親信們肩負的另一個秘密任務，就是描繪地方上的山川地勢，領主的兵力部署，當地的風土人情等等。把這些戰略資料搞到手後，心懷鬼胎的大名們若想有什麼風吹草動，豐臣秀吉對付起來也容易多了。
地方領主們當然不歡迎豐臣秀吉派來的刺探軍情的“欽差”。若是這些“欽差”在處理對立情緒時稍有不慎，或太過急躁冒進，就易釀成地方的武裝叛亂。豐臣秀吉在實施檢地運動中，遇到的反抗不止一件兩件，可說是困難重重。前麵提到的葛西·大崎一揆，就是因為木村吉清父子在檢地過程中太過急躁，沒有顧及地方上的情緒而引起的。倆父子最後被豐臣秀吉締奪所有封地，貶為平民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