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歌軍”的名號傳到姑孰桓溫耳中，當時就把這位江左朝廷的大司馬氣得半死。朝歌，這是桓溫深以為恥的地名，也是他心底最痛的一塊傷疤。當年他在那裏坐等勝利，結果被慕容恪一個突襲打得半死，此後再也沒有膽量和氣魄北伐了，他的威望也從那時起就直線下降，而朝歌這個名字也成江左士子百姓暗地裏嘲笑譏諷桓溫的代名詞了。袁瑾把自己精銳之師取名為“朝歌軍”，其意不言而喻。
不過桓溫已經沒有心思去管袁瑾和他的朝歌軍，他隻是叫桓石虔率領廣陵軍看住高郵一線，防止賊軍南下就好了，因為他現在一腦門的麻煩。
原本太和六年是個好年，可惜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因為太和五年財政窘境，桓溫下了狠心對江左進行了一番改製，所以太和六年中百姓們種田積極性大大提高，種地麵積也大大增多，加上太和六年江左大部分地區風調雨順，各地大熟，尤其是江左的基業-三吳之地和桓溫的老根據地-荊襄地區。桓溫接到各地大熟的消息，原本以為會過個好年，誰知剛過秋收就形勢大變。
由於江左朝廷和高門世家都欠了北府一屁股債，現在必須要還債了。但是由於桓溫的改製，江左各地都收到了朝廷的“農業指導精神”，太和六年隻能全心全意種糧食，不能再搞其它“亂七八糟”的副業和農產品。
所以到了太和六年秋收北府商人來收賬時，江左各地隻能用糧食來抵債了。但是問題又出現了，由於隻有糧食這種單一的“貨品”，加上數量巨大，而北府的采購量卻隻有那麼多，很快便出現了糧食大降價，而大熟的荊襄和三吳地區情況更是嚴重。各高門世家為了盡快還清債務，並且能夠采購北府新的貨品，不由紛紛壓低價格出售糧食，結果形成了惡性競爭，最後糧價隻有去年的三分之一。但是為了補上窟窿，江左高門世家隻能盡可能地多售糧食，而要想多獲得糧食就隻能拚命地從百姓和農奴手裏敲榨更多的糧食，於是形成了惡性循環。對於普通百姓們來說，由於糧食“大降價”，食鹽、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就相當於漲了價一樣，不但原本指望多收了三五鬥就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了泡影，就是賣糧後掙得錢還不夠買“預算”中一半的必需品，日子反而更加難過了。
而江左朝廷自己還欠著北府的錢，根本沒有能力去進行“農業補貼”，按“保護價收購糧食”，隻能看著豐年穀賤，穀賤又傷農，剛剛看到一點希望的江左財政狀況又變得惡劣起來。
桓溫開始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這種事情對於當時的江左士子們來說實在是太複雜了。在他們想來，隻要百姓重農多耕種，產出更多的糧食不就行了嗎？可惜加上一個貿易在裏麵，就變得讓桓溫、郗超等名士高才們看不明白了，就是王坦之、謝安也是有些轉不過彎。不過這也難怪，北府商人在曾華“現代經濟思想”的指點下，玩這些商貿手段可以說是爐火純青，加上前幾年的精心準備，自然夠江左朝廷好好喝上一壺了。要知道曾華雖然在“異世”是學工科的，但是必修的基礎課-《政治經濟學》外加“多年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熏陶，肚子裏關於經濟商貿的學問鼓搗出來在這個時代已經足夠讓北府商人們玩轉江左了。
當桓溫攻陷了合肥，平定袁氏後發現太和六年的大豐年已經打了水漂，不但辛苦一年豐收的糧食全“低價”賣給了北府不算，十屁股債還隻還了九屁股。到了鹹安元年，教訓慘重的高門世家和百姓們卻怎麼不敢再全種糧食了，他們紛紛明裏暗裏違抗朝廷的命令，改種棉花、蓖麻等“經濟作物”，多養蠶繭，糧食耕種麵積不到太和六年的三分之二。
桓溫搞不明白這其中的經濟規律，但是他隻知道這一切的“罪源”都在貪婪的北府商人身上。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化為泡影，今年又要“飽嚐”財政危機的苦頭，桓溫心裏的那個邪火那是騰騰地冒，連帶著曾華也恨上了。所以桓溫堅決要殺袁門一家，除了想給江左上下立威之外，狠狠壞曾華的麵子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鹹安元年，桓溫期盼的風調雨順再也沒有來了，反而迎來了一連串的天災。春天先是大旱，好容易熬過夏天，秋天突如其來的洪水卻蔓延了荊襄、江州、揚州各地。鹹安元年秋七月，江左各地滿是災民，而且沒過多久又成了饑民，尤其是以荊襄和三吳為甚。各地的饑民往往數以萬計，聚集在各地的縣郡城池外，嗷嗷待哺。沒有飯吃的人往往很容易生事，各地官吏報上的告急讓桓溫焦頭爛額，哪裏還有心思去管袁瑾的朝歌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