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戰爭期間，商人大發戰爭財，不僅如此，殖民地貿易也完全落入商人集團手中，所謂懷璧其罪，法國王室通過鎮壓資本家發財的事實，讓整個歐洲王室羨慕和瘋狂。整個歐洲掀起將城市收歸國王和貴族的運動，或者說城市歸化運動。王權得到加強的法國，在城市歸化運動中，城市的管理和稅收被國王（首相）掌握，法國中央集權的君主製度逐漸成形；王權分散的奧地利等國，則王權被進一步弱化，地方領主不僅擁有農村，也開始真正掌握城鎮和商業貿易，擁有完全對抗中央的力量。
不堪封建特權壓迫的商人紛紛逃亡荷蘭，這個唯一真正由商人掌權的國度。歐陸的宗教戰爭，慢慢被封建特權與商業自由的鬥爭取代，其中有戰爭，有妥協，有聯合，也有背叛。
荷蘭收留逃亡商人的舉動激起整個歐洲王室的抗議，麵對氣勢洶洶的貴族大軍，荷蘭的商人們不願意卷入實力懸殊的戰爭當中，荷蘭內部的貴族們甚至開始積極響應城市歸化運動，企圖奪取荷蘭政權，建立開明的封建集權政體（注）。
宗教革命中權威嚴重受挫的羅馬教廷，不甘心封建王權脫離教權控製的羅馬教廷，這個時候反過來開始精神支援遭受迫害的商人集團，以宗教的名義要求自由城市投入上帝的懷抱。為了擺脫封建特權的壓迫，越來越多的城市選擇了這條曲折路線，寧願掏錢加強教權，也不願意貴族們瓜分他們的財富，限製他們的商業自由。力量薄弱的意大利城市，成為支持教權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
教權，王權；商業自由，封建特權；新教徒，天主教徒；紛繁的歐洲大陸因為宗教戰爭進行的不夠徹底，國王們沒有消耗掉口袋裏的最後一塊銅板，繼續鼓噪著他們慣有的混亂。這個混亂的局麵，因為奧地利為首的天主教聯盟擊敗奧斯曼帝國的又一次入侵而達到**。
杜倫尼在宏偉的歐洲劇變中渺小如塵埃，卻因片刻的猶豫卷入更深沉的漩渦。同情投石黨的荷蘭商人支持孔代一支數千人的大軍，這支大軍的控製權卻掌握在莫裏斯（杜倫尼的舅舅，奧蘭治親王）為首的荷蘭貴族手中，杜倫尼在莫裏斯的支持下成為這支軍隊的統帥。
尷尬的身份讓杜倫尼毫無戰鬥熱情，馬薩林派來對抗荷蘭幹涉軍的，又是他敬重的老上級瓦萊泰將軍。阿拉斯會戰中，負責左翼的杜倫尼軍最先崩潰，直接導致整個聯合軍戰敗。投石黨運動自此衰落，荷蘭商人也因為這次沉重打擊而轉而向貴族妥協，荷蘭議會中，貴族的席位不斷增加。
馬薩林在阿拉斯戰役後，親切地稱呼杜倫尼為“我忠誠的朋友”，這個稱呼讓杜倫尼在荷蘭受到普遍的敵視和排斥，杜倫尼也不想回到同樣敵意的法國，那裏，隻有投靠馬薩林的酒囊飯袋的阿諛奉承；忠於國王的貴族們，對於他這個普遍認為的叛徒缺乏起碼的尊重和熱情。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杜倫尼索性帶著一批職業軍人和數百破產農民離開荷蘭，前往遙遠的東方殖民地，這是1653年的某天，距離克倫威爾逃離愛爾蘭不到三個月。
同樣的情形在歐洲的很多港口進行，不堪本土封建領主盤剝的商人紛紛駕船出海，前往東方和西方的殖民地，尋找各自的自由家園。
富庶的東方殖民地相對更能吸引逃亡的商人。新大陸土著，南美印第安人已經被屠殺殆盡，土地被早期的殖民者瓜分，統治者大多是純正的西班牙貴族；北美的印第安人紛紛向西部逃亡，在那裏，他們得到明國殖民者的幫助，在山林中建立他們相對穩固的家園。以此為基地，北美土著與歐洲殖民者的戰爭如火如荼，西方殖民者經常一夜醒來，發現自己少了塊頭蓋骨。
隻有在富庶的東方，文明的明國人還能用文明的手段對待他們的敵人，至少，商人們知道，明國人不會剝掉他們的頭皮。明國的開明政策，甚至允許西方商人有條件地成為明國公民，享受同等貿易權利。
1652年，也就是《阿格拉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年，明國的內戰爆發了，這場幾乎雷同於明國初年“靖難之役”的內戰，戰爭的結局也幾乎沒有多大差別：南方戰敗，北方贏得勝利。所不同的是，這次是代表新黨的南軍最先向北方發起進攻；南方雖然戰敗，被迫承認朱明皇室的權威，但南方並沒有遭受北方的管製，北方軍仍然被阻擋在長江北岸；支持南方的西北軍和東北軍，即使在南北停戰以後仍然沒有放棄對抗北方的努力；在更廣闊的內地，分別支持南北兩方的地方世家也沒有放棄打倒對方的企圖，小規模的民間暴亂不斷發生。
“短暫的停戰，隻是為了準備更大規模的決戰。”明國人民都知道，和平是暫時的，南北雙方雖然都不願意看到全國範圍的暴亂，但雙方都已經下定決心要在下一次決戰中將對方徹底打倒。
受明國戰爭氣氛的壓迫，南亞再次出現移民湧入的**，在大量湧入的明國移民刺激下，許進臣的軍事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征服計劃和殖民開發計劃也進行的異常順利，兩年的時間裏：許進臣完成了對整個甘德瓦爾的折服；征發超過一百萬人次的土著修建從拉傑沙溪出發，貫穿孟加拉，比哈爾，奧德，甘德瓦爾的數條軍事通道；武裝並整編了六萬契約軍，兩萬明軍（邊防駐軍）和超過二十萬土軍；在明軍控製的土地上，明國移民建立了以六百個軍鎮為中心的八千個城鎮，環繞這些城鎮的是近十萬個移民莊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