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本和痛失愛子時，他和工部尚書都還未覺察到有哪裏不對，等到方本和還有數名禮部官員都被“請”到東廠，工部也因為那林柏寒和皇甫良禎之故被揭發，他就意識到，皇帝最寵信的心腹怕是已經叛主了。
於是他知道，戶部被牽扯出來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也因此，這段時間以來，他一直都在努力為自己尋求一條後路。
皇甫良禎這個人，他有印象。畢竟當年皇甫氏被問斬，其中有他的一份功勞在。
官場，是一個不見血的戰場，要想上位，就要踩著別人的屍骨往上爬。
皇甫氏與司家一樣，都是隨著大蘅國建國一路走來的，而皇甫良禎的父親皇甫琅舒卻在年輕時決定棄文從武。這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都是很不可思議的事。皇甫氏曆代皆是文臣，皇甫琅舒卻竟要去做武將，且當時的大蘅國國勢安穩，盡管邊疆偶受異族侵擾，但百餘年前仁宗帝收回兵權，並對軍製進行了改製以此鞏固統治權，此後的朝臣都有共識，大蘅國的重心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而不在軍事。在此等輕武的情勢下，皇甫琅舒棄文從武絕非明智的決定。
但後來，司老尚書卻一再向先帝提出大蘅國應當文治武功，而非再繼續忽略軍事發展。
對於司老尚書的觀點，皇甫琅舒是支持的。當時先帝為了平衡朝中勢力，又因皇甫氏曆代都是輔佐君王的良臣，故而破格將皇甫琅舒封為了一品軍侯。但，不過是個虛名，實際上，皇甫琅舒手中並無任何實權。隻是皇甫琅舒與司老尚書一樣，很早以前就察覺到了皇權過於集中的弊端。
軍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且所有兵將皆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又相互製約，如此一來，兵無常帥而帥無常師，統軍者在士兵中沒有聲望，沒有聲望也無軍心可言，軍權徹底服膺於皇權。
大蘅國數年的經濟與文化的確發展迅速，然冗官與冗兵的情況也日益加重，在其位不能謀其職，京城就京城近鄰繁榮，離京城越遠的縣府則越來越貧窮落後，若長此以往的放任下去，將會積貧積弱，國勢衰退。
司家倒下後，朝堂上的群臣也越發的謹言慎行，朝堂關係是一張複雜的網，即便司老尚書未曾結黨，在司家倒下前，依舊有許多願意追隨司老尚書的文臣，然而司家的結局慘烈，之後翰林學士一黨壯大；明麵上翰林學士當時又屬於太子黨，其餘的大臣則是分屬二皇子與四皇子的黨係，這其中難免也有牆草頭，看哪邊勢頭好就為哪邊做事，他們不主動討好，隻看情勢，且事事都留有一手為自己備好退路，這樣的人並不在少數；至於剩餘的多是曾與司老尚書有所往來，由始至終都並未加入黨爭保持中立的文臣，又或是在朝堂中已無說話餘地的武將。
先帝當時對皇甫氏的忌憚其實並未太重，但皇甫琅舒幾次三番提及文治武功的諫言，惹得先帝十分不快。石槐當時也不過三十來歲，自然不到尚書這樣的高位，但石家當時，其實是依附著皇甫氏的。
石家的根基太淺，算起來不過兩輩為官，自然要尋一根基深的依附。石槐的父親倒是個良臣，為人清廉，故而入了皇甫琅舒之父的眼，兩家也算有所往來。然而石槐的野心遠比其父要大，也並不想在朝為官卻兩袖清風，故而入朝堂後，一直在默默尋找機會，另尋黨係攀附。可石家依附皇甫氏，在朝中人皆知，石槐即便是有心投誠，也難被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