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臥。一般為木製。《禦覽》卷七零六引《後漢書》：“羊茅為東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製者，望都二號東漢墓所出石床，長159厘米，寬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臥息。在漢代，床是比榻規格更高的家具，如《風俗通義?愆禮篇》：“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側設屏、背後設扆，合成“屏扆”。山東安邱畫像石與遼陽棒台子屯東漢墓壁畫中均有其例（圖73）。
漢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於現代通稱的跪姿，因此，坐久了會感到累，甚至產生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轉筋”等現象。所以有時要隱幾而坐，膝納於幾下，肘伏於幾上。這種幾被稱為憑幾，其幾麵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漢時的憑幾麵常微向下凹曲，還接近戰國時的式樣。山東臨沂金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此式憑幾，幾麵兩端雕成兔首狀，頗為別致。東漢憑幾的幾麵多為平板，有的裝四條柵狀足，有的隻裝一條曲足，這兩類憑幾的使用情況，在畫像石上都能看到（圖74）。滿城一號西漢墓中的漆憑幾，木質部分已經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銅幾足，其上部裝合頁，使幾足可以向內折疊。古樂浪出土的一件漆憑幾，幾足有上下兩層，下層幾足可撐開也可折入，從而可以調節幾的高度，結構很精巧。在冬季，幾上還加鋪織物，如《西京雜記》卷一：“漢製天子玉幾，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幾，公侯皆以竹木為幾，冬則以細罽為稿以憑之，不得加綈錦。”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遣策中記有“素長壽繡機巾一”，長壽繡比綈錦更高貴，可見《西京雜記》所記並不完全準確。漢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江蘇銅山耿集發現的一塊畫像石，刻出一執刀人垂足坐於幾之上（圖75）。這是一種無禮的姿勢，在當時十分罕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頁）。
榻上、床上和室內地上就坐之處一般都鋪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藺草編成。《急就篇》：“蒲蒻藺席。”注：“蒻，謂蒲之柔弱者也。藺草名也，亦莞之類也。蒲蒻可以為薦，藺草可以為席。”薦，即長臥席。《漢書?文帝紀》載，文帝“以菀蒲為席”，以示其儉。又《東觀漢記》載：“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譴責中載：“菀席二，其一青緣，一錦緣。”實際上則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長219厘米，寬81厘米，另一件長222厘米，寬82厘米，席邊均用黃絹包縫，邊寬20厘米左右。據《鹽鐵論?散不足》，先秦時庶人用“單藺籧篨”。所謂“籧篨”，指粗竹席，漢時同樣流行。竹席或成為床笫，其精細的稱為簟。《東觀漢記》：“殤帝詔有荏弱平簟。”又《西京雜記》：“會稽獻竹簟供禦，世號為流黃簟。”寧夏銀川平吉堡漢墓中出土的竹席，為民間樣式。其色灰，席紋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編製而成（《銀川附近的漢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還有一種綴以獸皮的精席。《釋名》：“貂席，連貂皮以為席也。”又《西京雜記》：“昭陽殿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禮也有一定規矩，尊者必有專席。家庭中為長輩設專席，講堂上為老師設專席，而宮廷中則為帝王及皇後布專席。朝會時，為了優禮功臣耆儒，常常也設專席。《後漢書?王常傳》：“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張禹傳》：“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後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東漢時，為了提高尚書令、禦史中丞、司隸校尉等決策和監察官員的地位，於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會時皆專席而坐，所以京師號為“三獨坐”（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頁）。
席鋪在地上能夠移動，安富尊榮的貴族紳士可累坐八九層席。在學校中，講學時每人坐一席，但主講人講得入情入理，駁倒別人學說的時候，就可以奪人之席。如東漢學者戴憑解經不窮，可以重坐五十餘席（《後漢書·戴憑傳》）。至於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就“坐無完席”了（謝國楨《兩漢社會生活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
漢代並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這時似不應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實際上，漢代雖然無椅，卻已產生了雛形的桌。河南靈寶張灣二號東漢墓出土的一張綠釉陶桌，上置一圓底小罐。從其足和麵的比例看來，這是一張較高的小桌（陳增弼先生認為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與灶台配套使用的廚房中擺放烹調味品的灶邊小案”。見《論漢代無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過由於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實物的尺寸難以確定。四川彭縣出土的市場畫像磚上的一張方桌，桌前之人與桌上之人在進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過人的體高間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確認（圖76）。這張桌子的桌腿間無撐，形製較原始，但已與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畫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