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敵話是停了，手上的動作一直沒停。他反反複複把支鋼筆帽擰下來又戴上去，筆頸上的墨水染了一手也沒意識到，動作都成神經質了，眼睛卻一直望著舊戲台頂一個木雕的偶像發愣。謝漢昌偷偷看了一眼，見是個騎在牛背上的牧童，卻不知道是刻畫的哪一出戲，隻覺得牛背上那娃兒瓜兮兮的，長年累月歲月的浸蝕使他和那牛黑黝黝的散發出股朽木味，叫人怪不舒服，就叫了聲老劉你聽我說，我有我的看法和觀點，河東那邊，咳，說真的我是有點兒餘悸，我看是回不得鄉，過不得河，時間不到嘛。
見他還要繼續說下去，劉敵有點冒火，就說我們還是紅軍嘛，幾天前不是還配合廣西過來的紅七軍打了幾個勝仗嗎？不能因為過了河，就說是脫離了黨的領導吧？紅二十軍還是共產黨的隊伍嘛，哪有不聽蘇區中央局指揮的？
話說到這個份上，謝漢昌，李白芳無言可對，隻好望著其他與會者，想聽他們的看法。
其他多數人主張去，說這正是與總前委化解矛盾的好機會。
既然是好機會，那就不要失脫了。曾炳春說，我希望同誌們先認識到我們自己的錯誤，我相信隻要自己改了，還是我們的好同誌，黨也是相信你們的。曾炳春同誌是剛剛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補選的候補中央委員，他的話是管用的，會上大調子就定下來了。
謝漢昌說，既然決定去黃陂赴會，我表示服從，但有一條我提請大家討論：就是二十軍千萬莫過河，不要驅羊群入虎口。請軍長和曾政委就在河西領軍。有你們作後盾，我們過河開會的同誌安全些，心裏也有底。
劉敵看了他一眼，有點不屑地說：“還是不相信黨嘛，我看你是遭搞整怕了，成了稻田裏飛的麻雀，見到稻草人也害怕。
謝漢昌和李白芳不好回答，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謝漢昌也望定戲台屋簷外的那圈小小的天空不說話了。他不是怕，他是擔心，如果總前委帶來開會的人多，在會上直接解決他們的機會有的是。但一想到蘇區中央局的負責同誌在場，有項英同誌主持會議，估計總前委也不會傻到胡來的地步，這邊河西又陳有大軍，出事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最後大家一致決定有關人員過河赴會，會上爭取首先作出檢討，聽候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處理。
七十年後我們想撥開濃濃的曆史迷霧尋找這群人過河赴會的相關記載時，發現那時條件與環境相當惡劣與簡陋，不可能留下任何文件和記敘，好多試圖重新描述富田事件的記者、作者以及後來各級調查組、調查團的同誌在當地反複找知情人詢問均告失敗，隻記得當時戰火連綿，死人的血和屍首到處都是。至於問到富田事變的情形，當地野老談虎色變，回避不及，哪裏還談得上任何細節？到了曆史讓大多數人醒悟過來，就是人們常說的大家思想解放了的時候，知情人不是困於病痛，就是不在人世了。
查閱曆史文獻我們知道：就在項英準備主持調和會議的時候，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重新作出決議，並派出專人赴江西解決問題。可以查到的是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關於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文件發放到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地方黨部。
文件上寫著：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全權調查解決這一問題。
文件雖然沒有提出處理富田事變的意見，但是傾向已經十分清楚，並賦予代表團驚人的權力，他們甚至可以改組蘇區中央局。從事後中央派出的調查團成員全部擔任蘇區中央局要職的曆史事實看，他們從上海出發就肯定負有重新“組織中央局”的使命。
一切有關富田事變的曆史走向基本確定。
不久，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總前委緊急會議決議送達上海的中共中央，決議說：
“AB團取消派為什麼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麵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
那年的毛澤東38歲，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刻，他已經走過了“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年齡。他手握二萬雄兵，打破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圍剿，以大氣磅礴之筆，寫下了讓後人永誌不忘的《漁家傲》：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剛剛打了勝仗的毛澤東，地位在上海租界裏那批書生中間陡然上漲，他們決定把中共中央搬到蘇區，擺脫受製於人的遙控指揮地位。於是，3月28日有了對富田事變的最後決議。
首先，文件把富田事變定性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鬥爭機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
然後稱“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
這就決定了富田事變參與者的命運。
幾十年後，人們幾乎有意或無意識地忘了，那是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發出的一個文件作的結論。每當我們學習黨史的時候，總會背誦出一大串“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說他們主宰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從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羅章龍的右傾分裂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一直到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幾乎都是後麵的領導否定前麵的人所做的一切工作，不“左”即右。他們使用的也不是簡單的數學上負負得正的方法。按說“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如果把每次中共領導編上一二三四五六號的話，那麼一三五正確，二四六就必然錯誤，反之亦然。但是，我們的黨史卻把單數雙數一齊安上各種主義的錯誤，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觀。當然，平心靜氣而論，這種現象也不是不能存在。問題這就出來了，所有的各種錯誤的決議之中，唯有王明這個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在我國大多數黨史研究者中從來沒有受到過質疑，一致認為它是正確的。
也許是因為與毛澤東的興起有關。
為尊者諱。
中央文件中提到的代表團從上海出發了。他們由三個人組成，中共黨史上把這三個決定毛澤東命運的人叫做“三人團”。
他們是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
職業革命家任弼時是湖南湘陰人，時年二十七歲。湘陰那片沃土為中國近現代史培育過無數風流人物，好多人改寫過中國的曆史，或者影響過曆史的進程。如清季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左宗棠左季高，背上一身惡名後又領兵驅逐侵占我國新疆的沙俄軍隊，收複祖國領土，在新疆廣植“左公柳”，使人民受惠到今，人稱“新植楊柳三千棵，引得春風度玉關”第一人。又如郭嵩燾，中國第一任外交官，一八七六年以禮部左侍郎身份出使英國，後又兼任駐法大臣，對清末的洋務運動作出過卓越貢獻。民國年代湘陰更是英雄輩出，國共兩黨不少精英都在這裏看劍飲馬，激揚文字，指點江山，他們的血管裏流尚著湘陰人倔強的熱血，骨子裏浸透了總理天下的詩書，以天下為己任，三湘子弟，人滿天下，譽滿天下。
寒春四月湘陰人任弼時走出上海，繞道福建進入江西的時候，我們猜想不到他當時的心情，他也沒有日記、文件之類的東西供我們查詢。想來二十六七歲時就肩負大任，作為口含天憲的一方大員，負責處理一個省的問題，應該是雄姿英發，春風得意的景況，但他是一個沉穩內向的人，不會有那種外露和劍拔弩張的鋒芒，從他掛著那幅很厚的眼鏡和唇上濃濃的髭須就看得出來，他一路上已把中央精神反複琢磨，推敲，吃透了中央領導的意圖，執行中央決議的方案基本已經形成了。
從上海開出來的列車一離站，王稼祥就靠在車椅靠背上休息，周圍擁擠喧囂的旅客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盡管有賣小吃的商販不斷走過吆喝，躲查票的人擠來擠去，他還是閉著眼睛養神，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王稼祥是安徽涇縣人，比任弼時小兩歲，1924年在上海大學讀書，1928年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成共產黨員後，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型的革命者，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當幹事，比起任弼時來，隻能算個後生晚輩，雖然年齡相差不大，他卻顯得一臉書生氣，而那時任弼時已經擔當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兼武漢行動委員會書記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稼祥當然在他的領導之下。
王稼祥是個黨性很強的人，這一點可以從以後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大膽發言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史實上看出來。不過他當時剛出茅廬，免不了經驗不足。
火車還在哐鐺哐鐺地搖搖晃晃著，車廂內充滿了汗氣和劣質煙草味，沿途是吵吵嚷嚷爭著上下車的人，王稼祥卻靠著椅子睡著了。
“三人團”中年紀最小的是顧作霖。一九0八年生，當時隻有二十三歲，相對前兩人來說，他的名氣要小些。名氣的小是因為他隻活了二十六歲，就是說到蘇區三年後他就犧牲了，犧牲時擔任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時兼任著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紅軍第一方麵軍野戰政治部主任。
年紀青青的二十三歲，顧作霖卻有驚人的經曆和業績。他是江蘇嘉定人，字冬榮，十七歲加入共青團，十八歲加入共產黨，擔任過共青團上海滬東區委書記、浦東區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領導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以後，先後擔任過三個省的共青團省委書記，後調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是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人之一，曾經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中央軍委特科工作。
上海中央派出的三架馬車，轟隆隆駛進八閩大地，在那兒拐了個彎，徑直奔向江西寧都。
四月上旬，以任弼時為團長的“三人團”到了江西寧都中央革命根據地，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並負責傳達中央精神。
四月十七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繼續在寧都青壙舉行。
會上任弼時以中央局的名義作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這個決議明確指出：
“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份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
針對項英，任弼時說：
“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再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的。”
把富田事變定性為“反革命暴動”之後，任弼時要求“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
大會聽取了中央代表團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在決議中基本肯定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的工作。
大會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對付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確定一個正確的反“圍剿”戰備方針。
會上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及參加會議的大多數同誌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部分人主張分兵退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