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在我十七八歲的那兩年裏，我們經常去四海彙酒樓喝酒。店內的裝飾風格走的是懷舊路線，牆上掛滿了每個年代極具代表性的電影海報，70年代的《教父》、80年代的《美國往事》和90年代的《肖申克的救贖》等。海報已經掛了幾十年，泛黃了，邊緣起了褶子。店內四周靠牆擺放著餐桌，中央空場處有一座圓形舞台，不大。每天晚上7點到10點是表演時間，藝校的學生或音樂愛好者坐在台上的高椅上抱著一把木吉它邊彈邊唱。11點以後是客人免費點歌上台表演，就跟唱卡拉OK差不多，扯開嗓子嚎，沒有幾個能唱到調兒上，偶爾也能聽到唱功不凡的。海子屬於前者，狗子屬於後者。海子唱歌要人命，聽狗子唱歌是一種享受。狗子沒接受過係統的音樂培訓，全憑對音樂的一片癡情和一副好嗓子，他站在舞台中央，忘情投入，歌聲繚繞，經常得到大家熱烈的掌聲和繼續唱下去的要求。我們常來這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上學那會兒大家都沒錢，都把家裏給的午飯錢省出來，每個月湊到一塊兒下館子。當時，我們走遍了渾河兩岸、光明大道、站前一條街上所有的飯店，就屬它家的啤酒最便宜，一瓶5毛。
就在我出國前一年的冬天，大家喝完一次大酒後分道揚鑣。我隱約記得坐在我左手邊的是狗子、右手邊是海子，挨著狗子的是老雷，坐我對麵的是孔二。我們相互譏諷、手舞足蹈、無話不談。海子腳踩一箱啤酒，他說這樣心裏踏實，誰不服就滅誰。其實他最屁，兩瓶啤酒下肚就跑到外麵扶牆摳嗓子眼。老雷是我們當中最勝酒力的一個，手裏抓著一把椒鹽花生米，就著一杯杯啤酒下肚，從開始到散場，沒見他挪過地方。我和狗子滴酒不沾，淨講一些黃段子和冷笑話，吐沫星子亂濺，直接飛到孔二的臉上和挨他近的幾盤兒菜上。孔二是尖嘴猴腮，屬於幹吃不胖型，身上沒有一點多餘的脂肪和肌肉，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
當時，我們享受這種快樂，這種純粹的快樂是其它東西所不能比擬的，特別是當他們喝到興致時，每個人都意氣風發、侃侃而談。這種感覺就像回到了十五六歲時的歲月，那時我們朝夕相處，整天混在一塊，一起上山下河、一起偷鄰居家的向日葵，一起挨打，一起打別人。那時我們堅信自己與眾不同，堅信世界因我而改變。長大後漸漸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和來之不易，漸漸地我們發現自己什麼也改變不了，這種感受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增強，如影隨形。
在酒桌上，我們經常談論上中學時的情景，那時，我們經常與人掐架，說不定會因為什麼事而大動幹戈，揮舞拳腳，現在看來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但在當時我們熱血沸騰，沉溺於血雨腥風帶給我們的快感，血液裏好像湧動著浮躁和殘酷。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對此樂此不疲，沒有絲毫的悔意和羞愧。與此同時，我們還想在女生麵前樹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令她們為之傾迷。但往往事與願違，弄巧成拙，很多漂亮的女生到後來都躲著我們遠遠的。
海子、孔二、我、孟怡和夏雪是同歲，生於80年代初，老雷和米萊比我們小兩歲，馮新宇、李言、張致遠、白苦雲和柳婷比我們大一歲，隻有狗子出生在70年代末，我們當時住在前後樓，都是鄰居，關係也很融洽。當時國家剛剛實行計劃生育，我們都是家裏的獨苗。僅管如此，父母都很少把心思放在我們身上，都鞠躬盡瘁地忙於工作，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一時間還沒法兒在大人們的心中全部抹去。學校更不像現在管的這麼嚴厲，隻要我們別做的太出格，都相安無事。可以說，當時我們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自由”這個詞是對我當時所處環境最準確的詮釋，用在我們身上更恰如其分。我們這幫哥們兒，從不為將來打算，念書對於我們就像一場單調而煩躁的旅程。在課堂上我們很少能夠集中精力，反而會被窗外某隻路過的鬆鼠或落下的葉子深深吸引。我們書包裏從來也不裝書，除了飯盒以外，就是一塊兒板磚，這成了我們打仗最有利的殺傷武器。大人們認為我們在虛無縹緲的東西上注入了太多的精力和時間，換句話說我們是在虛度年華，以至於我們成了大人眼中“壞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