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機場轉機時，我突然發現莫斯科比北京離中東更近，俄國總理普裏馬科夫曾經就是塔斯社駐巴格達記者，俄羅斯兄弟對中東的關心曆來超過我們。現在，莫斯科每周至少有兩個航班直飛安曼，機型是老掉牙的圖-154。在中國，圖-154由於事故頻繁幾乎絕跡。1995年6月6日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圖-154在西安墜毀，全體乘員遇難；1999年2月24日，又一架圖-154在溫州墜毀，無一人生還……圖-154的頻繁劣跡讓我不寒而栗。
俄航提供的食品也不盡如人意，連喝水也要自己動手，而且連喝兩次之後立即遭受惡狠狠的白眼，使人產生幹壞事被現場活捉的錯覺。坐在我右手的是亞美尼亞商人Araik P.Sargsyan，笑嘻嘻地欣賞我慘遭白眼之後，從屁股底下的大麻袋中摸出法國紅酒和我分享。Araik是經濟學博士，“經營莫斯科到巴格達的轉口貿易”，這次去伊拉克是出口俄羅斯礦泉水，“因為巴格達的水源遭受貧鈾彈汙染，不能飲用”。這更加重我對伊拉克兄弟險惡處境的關心。
淩晨2點，圖-154跌跌撞撞地在安曼阿麗亞國際機場俯衝降落。從機場進城，約旦司機趁月黑風高，開口就要35約第（50美元），足足比該付的多一倍。我在市中心找到一家名叫格蘭納達的小旅館（Granada Hotel）好歹住下，這是飛離北京21個小時後第一次在床上睡覺。
Δ“誰讓你們去巴格達的！”
1991年3月15日，我在發給新華社的《重返巴格達》一稿中，第一次把“安曼-巴格達”公路稱作“死亡之路”，此稿由新華社廣為播發，無數媒體立即沿用了這一說法。當時這一帶謠言四起，霍亂、傷寒流行，我和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作為首批在海灣戰爭後重返巴格達的中國人，親身領略了“死亡之路”。沿途，我們不斷躲避彈坑、散兵遊勇，慌亂中撞壞車門，由於軋上彈片而輪胎爆炸……死神的黑翼一次次掠過我們的頭頂。我在《我從戰場歸來》《我鑽進了金字塔》兩書中簡要描述過當時的情況。
從海灣戰爭到現在，伊拉克已經被封鎖了10年，“死亡之路”始終是巴格達聯係國際社會的唯一通道。10年來，僅在這條路上死於車禍的冤魂怨鬼就多達千人，其中包括泰國駐巴格達大使、印尼使館一秘，還有斯裏蘭卡使館官員一家四死五傷……多年來，許多國家請求聯合國允許使節乘飛機出入伊拉克，可美國人卻說：“誰讓你們去巴格達的！”
1998年5月26日，中國駐伊拉克使館一輛黑色GMC載著外交官從安曼駛往巴格達。在靠近約旦、伊拉克邊境時兩個輪胎突然爆炸，汽車以160公裏的時速翻滾著衝向沙漠，車身扭曲成一團廢鐵。20分鍾後，擁有沙漠獨峰駝和效用直升機的約旦警察趕到現場。在“死亡之路”見多識廣的約旦警察以專家的眼光朝破車一瞥，立即斷定殘骸裏不會再有活人。他們用切割機分開車身，從扭曲的廢鐵中拖出6個血肉模糊的中國人……
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小石就在這輛車上，汽車翻滾的一刹那，他就被撞昏過去。20分鍾後，全身是血的小石第一個被警察挖出來，作為全車唯一會講阿拉伯語的中國人，他強忍疼痛指揮警察把受傷的司機、機要員、二秘、隨員，還有自己骨折的老婆送往急救中心。
小石把所有傷員送進醫院才疼得癱倒在地，可他神誌清楚，口齒流利，連醫生也找不出疼痛的原因。侯賽因醫療中心一位經驗豐富的古巴醫生，抄起一根管子朝小石腹部捅進去，鮮血順著管子噴射而出。醫生說小石腹腔中全是鮮血，脾髒粉碎，失血1000CC的小石當場昏死過去。
最先趕到醫院的是約旦使館政務參讚黃傑民，黃參讚曾任外交部楊福昌副部長的秘書，見過大場麵且勇於負責，當即以親屬名義簽字，授權醫院做脾髒摘除手術。事後醫生告訴小石，如果黃參讚晚到10分鍾，小石的小命肯定沒了。
說起車禍小石至今毛發倒豎：“這絕對是‘死亡之路’，當天約旦電視報道了這次車禍。唐外長發來慰問電，約旦外交部禮賓司長對我遇難表示慰問，都以為我死了。”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由於實行全麻，我什麼也不知道。約旦劉大使趕到醫院想知道我是不是確實活著，非要和我說話。醫生打了一針催醒劑，人是醒了，可差點把我疼死。醫生見狀馬上又把我麻了回去。一直到出院後很久，我還頭暈，我一直懷疑是那針催醒劑鬧的，可約旦大夫說不是。直到回國後聽其他大夫也這麼說，我的頭才不暈了。又過了一個多月，我才知道自己的脾沒了。‘脾’在英文裏叫SPLEEN，阿文叫TUO HA LE（屠哈拉）。當時我隻聽他們老說這個詞，可就是不知道是什麼。所有人都瞞著我，怕影響康複，我一直以為‘屠哈拉’就是大出血。一個月後偶然接到北京一個電話，說小石摘除了脾髒，我這才知道脾沒了。人隻有一個脾，是身體的血庫。我恨死美國人了，沒有‘屠哈拉’，我再也不能喝酒了。幸虧車禍發生在安曼以東60公裏，若再晚一點，進入製裁中的伊拉克，我肯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