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計劃這裏本來應該是我師蕭乾的一篇序，就像幾年前他為《我從戰場歸來》作序那樣，很可惜他老人家不幸作古。多年來我師蕭乾一直和我以“同誌”相稱，“同誌”是誌同道合的意思，所以我把自己看成是蕭乾播下的種子……
Δ都市裏的鄉下人
蕭乾是20年前我念大學一年級時崇拜的偶像，也是我開始初曉人事、胡亂崇拜並堅持至今的唯一一位中國人。在此之前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已日積月累向數不清的英雄人物學習致敬：挖地道觸電身亡的胡業桃、搶救串聯紅衛兵犧牲的李文忠、麵對新沙皇“生命不息衝鋒不止”的於向陽、“身居長工屋拉革命車不鬆套”的王國福、“小車不倒隻管推，一直推到共產主義”的楊水財……連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越南的阮文追都是我心目中的革命英雄。當時祖國江山一片紅，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連美帝陣營中的革命派也不遠萬裏來到中國。遠有《老三篇》中“去年春上到延安”的白求恩，近有被毛主席請上天安門的斯諾。我由於趕上一個英雄輩出的革命年代，英雄太多又逝者如斯，到現在除了上海知青金訓華為搶救一根電線杆子被大水衝走外，其他已記不清誰是誰。任主編批評我這麼寫對革命先烈有失尊敬，可我想得更多的是比我年輕的新一代如何把僅有一次的生命過得更有價值。
1979年我年滿18，僥幸考進北大國際政治係，終於開始第一次有價值的人生崇拜。那年我在未名湖司徒雷登故宅正東發現有座斯諾墓，斯諾是偉大領袖屈指可數的美國朋友，自然屬於崇拜之列。據係裏老師介紹，斯諾半個世紀前來中國參加革命，先在燕園教書，後投身學生運動，再潛入延安，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請上天安門。20年前的北大國政係還很時髦，老師中有聲震華夏的“梁效”，同學們大多在廣闊天地經過風雨，個個文韜武略期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唯有我胸無大誌馳心旁騖，整天沉湎於武器、彈藥、戰爭史，夢想當格瓦拉式的革命英雄。天長日久連老師也發現我朽木難雕：既無政客的城府，更不是當學者的材料。唯一可取之處是篤信國際主義，對參加世界革命的裏德、斯諾、卡帕頂禮膜拜。老師以為我根紅苗壯，殊不知我自幼遊手好閑東遊西逛，自然對走南闖北以革命為業者肅然起敬。
斯諾不僅追逐熱門新聞，而且熱衷一切有價值的進步事業，這更令“愛管閑事”的我神往。為勉勵後人熱愛生活尊重曆史，斯諾還立下遺囑把自己遺骨埋在北大，繼續充當民主科學的種子。由此我才知道記者不僅可以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可以留下一種精神。從此我把斯諾、裏德和陣亡的卡帕視為人生偶像，每次下課路過斯諾墓，都不忘獻上一花一草以示緬懷。北大是中國民主科學的始發聖地，可正如民主科學在中國步履艱難一樣，想在中國全盤效法卡帕、斯諾，總有點隔山取火。幸虧斯諾親手帶出一位中國徒弟，由於賦予了西方思想，中西合璧土生洋長，終於成為跨越時空的世界級記者，這就是蕭乾。
蕭乾一直到現在都感激斯諾：“我學新聞也是受了埃德加·斯諾的影響。當時我在大學英語係讀書，斯諾先生是新聞係的教授。自與斯諾先生接觸後，我感到執教英語的局限性太大，大學三年級時，就從英語係轉到新聞係。”“從斯諾的一生可以看到一個新聞記者決不僅是一個熱門新聞的追逐者，對於世界事務決不能作壁上觀。他必須認真觀察，通過表麵現象透視到本質。他必須俠腸義膽，堅決站在受欺壓者一邊，揭露邪惡，反對橫暴。他的職務是報道，他更加神聖的職責是扶持正義、捍衛真理。”至今蕭乾回憶創作欲望最旺盛的時期，還念念不忘未名湖學生時代。當時他為節省住宿費搬到湖邊六樓，人多屋擠，就躲到湖心石舫上去寫。我為應付考試，也常去石舫背《蘇共黨史》，可總沒有蕭乾講過的那種“腦中冒出的靈感”。
整整20年彈指過去，滄海桑田，我已從“而立”奔向“不惑”，可年屆九十的蕭老仍然是我“勇敢誠實”信條的楷模。窮其原因，大概唯有對蕭乾的崇拜發自內心。沈從文教授把蕭乾稱作“生氣勃勃勇敢結實的都市裏的鄉下人”，由於我們情趣接近又同屬勞苦大眾，亦友亦師才保持至今。
Δ“唐老鴨在巴格達給蕭乾買的”
在蕭乾影響下，我還沒出校門就幻想自由翱翔，仿佛越渺茫越合乎我漂泊的心。以後分到政法大學教書，卻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大約在1986年，政法教書的同事吳霖不知從哪兒弄到蕭乾地址，帶了我找上門去。當時我誠惶誠恐，隻記得蕭乾養了烏龜之類的小動物，其他什麼也沒記住。此後我拋棄大學教書的穩定工作，連考幾家報紙，最終進了新華社。鑒於蕭乾寫文章淪為右派的慘痛經驗，我發誓永不寫字，鐵了心隻當攝影記者。1987年我在新華社開創BP機、手提電話跑新聞的方式，幾乎控製北京地區的所有突發事件，名聲大噪。《中國青年報》用半個版介紹我和我的“閃擊”理論，受到我師蕭乾喝彩。他稱讚我“就像當年的美國記者一樣，脖頸上掛著一具弧光攝影機，以強烈刺目的燈光，一閃閃把咱們照個糊塗。然後照相機向肩後一背，又拿出一冊速記本子開問，真是閃擊”。老人家還特別送我一本他的《北京城雜憶》，並題詞：“師曾同誌惠存，並祝鵬程萬裏。”勉勵我繼續探索新的新聞采集方式。
1991年5月，我結束半年多的海灣戰爭采訪，打點行囊準備回國。行前，我特地到巴格達曼蘇爾食品店買了一聽巴格達咖啡，準備獻給我師蕭乾，報答知遇之恩。回到北京，頭一件事是跑到蕭乾家展示我的戰場心得。他見我足登美軍軍靴威風凜凜，十分豔羨，繼而感慨萬端。說當年采訪歐戰，他也有這麼一雙，一直穿在腳上炫耀，不料後來竟被誣為勾結美帝罪證，現在也不知道穿到什麼人腳上去了。他看我送給他的咖啡罐上全是蚯蚓般的阿拉伯文，就讓我寫上“唐老鴨在巴格達給蕭乾買的”，說：“唐老鴨從戰場背回來的東西得有個標識才好擺在桌上，向客人展示。”他看到我拍的照片中所有以色列人每人一個防毒麵具，還有人給麵具配上好看的塑料盒子，說上次大戰他在英國，“每人也都發了一具類似的防毒麵罩。很奇怪女人戴它遠比男人更熱心，而且和巴黎一樣，許多彩色‘麵罩匣子’還被陳列在市麵上，花上三五先令，便能把這豬八戒臉譜似的玩意兒裝飾起來，天藍、水綠、橘紅，很富於個性”。接著蕭老一口氣講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老百姓可笑的“愛國發明”：軍靴上綁刺刀，遇上敵人可以拿腳踹；步槍上裝電鈕，肉搏時電鈕一按，刺刀霍地飛出將敵紮死；平地撒魚網，網上裝有《七俠五義》中的那種響鈴，專捉敵國傘兵；在空草坪上纏以蛇腹鐵蒺藜，使著陸敵機如藏珍樓裏的白玉堂插翅難飛；向敵後散布毒蛇餓鼠；將天空彩雲凍成冰蛇子再架上高射炮……每天都有上百種發明送到英國陸軍部，稀奇古怪十分好玩，“可惜不是唐老鴨，沒有‘閃擊’‘抓拍’，沒能留下證據”。說著蕭老想起一個攝影記者的故事。
說萊茵河畔有個家夥好吹牛，曾向村民誇口自己親手殺了3000猶太人，不料德國戰敗後遭人舉報被捕。《倫敦畫報》一名攝影記者聽說此事，想趁機造個噱頭。他見蕭乾不搞攝影不構成競爭，就請蕭乾當幫手：“一個殺過3000猶太人的戰犯！一定轟動！”蕭乾問：“要是那家夥瞎吹，誰也沒殺呢？”這名記者說：“我隻管拍照片，不是戰犯判決。”搬桌弄椅、架相機、試鎂光泡，還請來兩位會德語的少校並排坐在上首扮法官。折騰到更深夜靜，才把好吹牛的家夥押上來。他以為要被槍決，一進門就瑟瑟發抖。問什麼都先打一躬，再矢口否認。《倫敦畫報》記者幾次提醒法官設法“激怒他，逗他露出猙獰麵目”，可一直審到半夜，鏡頭前隻有“熊相”不見“凶相”。別說親手殺了3000猶太人，也許連殺三個的膽子也沒有，隻會一口氣地喊“饒命”！……記者失望之極，最後幹脆親自出馬，命令他表演行納粹禮，可這家夥就是不敢配合，一個勁兒點頭哈腰：“當時全這麼敬禮，現在打死也不敢了。”各位原本要他扮演一個死硬納粹，可這草包隻配演悔過者。陰差陽錯，擺拍一張“新聞佳作”的努力就這樣落了空。折騰了半夜的《倫敦畫報》記者一邊收拾器材一邊破口大罵：“希特勒白栽培他了，敬個禮也不肯，真他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