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對活人刻薄，對死人寬宏
我一直認為蕭乾屬於天底下為數不多的勇敢男人。戰爭是表現勇敢、承擔責任的最佳機會，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歐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他親曆了兩次轟炸倫敦，隨美4軍挺進萊茵河，還是攻克柏林後首批進城采訪的戰地記者。我這裏講的勇敢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明知有危險而臨危不懼；二是內心自由不受金錢權力等物欲的驅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疲憊不堪的蕭乾滿懷著赤子之心回到祖國，看到國內腐敗甚為憤懣。“餘以人民利益為至上，國家利益為第二，黨的利益為第三。”為躲避迫害，蕭乾佯裝洋人以“塔塔木林”為筆名，抨擊社會不公。呼籲：“民主在中國不再是專供玩弄之名詞，而應變成一種上下共同持有的態度！”“民主的含義盡管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許與自己意見或作風不同者存在。”他還呼籲文藝界應該“為祖先為子孫，替窒息而枯涸的文壇開條生路，想法增加作品的銷路，保障其著作版權，減少官方登記的留難……把筆放到作品上，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寫下這一輩中國人民的希望與悲哀、遭際與奮鬥，使文壇由戰場而變為花圃：在那裏，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芝蘭可以並肩而立”。
1946年，蕭乾借英國文豪蕭伯納逾九十高齡、生日那天還為原子問題向報館投稿之事，批評中國文人不該在國家貧血、國民神經衰弱的國情下以權威自居，動輒操辦五十大壽，勞民傷財，腐蝕民眾。無意中開罪了操辦五十大壽的“文藝界的最高領導”郭老，引來飛來橫禍。郭老祭起紅色大旗，將沈從文斥為“桃紅小生”、朱光潛貶作“藍色警察”、蕭乾則淪為反動的“黑色鴉片”。郭老寫道：“什麼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舶來品中的阿芙蓉，帝國主義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地月亮都隻有外國的圓。……鑽在集禦用於大成的《大公報》這個大反動堡壘裏大量發散其為幽渺、微妙的毒素。”
1957年蕭乾與幾十萬知識分子因右派淪為次等國民，一去22年。“中國向來對活人刻薄詆毀，對死人忠厚寬宏。”“越是對有能力、貢獻大的，下起手來就更凶狠，株連起來也漫無邊際。”可勇敢者蕭乾從未在訓斥麵前低過頭，“繼續為這個東亞病夫擠膿、剜瘡、清除積垢”。“盡管自己不是馬列學院的畢業生，手裏什麼地圖都沒有，可作為普通中國人，更希望自己的國家擺脫貧窮愚昧。”“人類曆史絕不是命定的，它是由有脊骨的人們用血肉築成的。”“和平時期的冷靜、堅定、盡責比不上戰士的英勇，可的確是好公民的起碼品德。”
1999年2月4日，北大老學長張中行做九十大壽，管鮑之交魚龍混雜，我夾雜著與張中行、啟功、王世襄、鍾敬文共坐一桌。席間張中行列數居京老友滄桑飄零，我插話說前一天去看望蕭乾，他由於大麵積心肌梗塞、冠心病、腎功能衰竭等病，已經在北京醫院住了一年有餘。一句話引得諸位九十老翁唏噓不斷，說這都是由於年輕時為國九死一生，不懂保養，過分透支了生命。人到中年，連連反右文革，在牛棚喝了太多髒水，切去左腎……看著諸老搖頭晃腦感慨萬端，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師蕭乾在文化界著名耄耋老者中竟有如此好的口碑。啟功老對我苦笑道：“我是滿人，滿人是胡人，胡人是胡說八道之人，代表不了主流社會。蕭乾是蒙古人，蒙人和滿人一樣都是胡人，在今天時髦社會都屬於北方少數民族。”
Δ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
海灣戰爭結束後我上司心血來潮，突然看中我的領袖天才，想讓我當新聞中心的頭兒。盡管我這人素來政治覺悟低，深知當官緊鄰發財，可鬼使神差恍惚覺得這件事本身就很懸。於是找到我師蕭乾，蕭乾慨然長歎：“民國以來，中國的毛病是官員們做的是民國的官，心裏卻還在當皇帝。”我這才知道還是當我的記者好。負隅頑抗了半年，終於遂願去了中東。行前與蕭乾道別，他送我一本《紅毛長談》，題字：“師曾同誌惠存。蕭乾1991年11月。”躊躇一陣又找出一本《西歐戰場特寫選》給我，題詞道：“師曾同誌，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但不要忘記寫日記、記筆記、積累生活經驗。蕭乾1991年11月。”他告訴我，但凡偉大的作品實質上多是自傳性的，一個人隻能活一次，要盡量體驗多種人生。接著蕭老讓夫人文潔若去休息，說他“要和唐老鴨談些男人之間的事”，由鍛煉身體、注意衛生到結交女友……連我老爹都從未如此細致地指點我的人生。關照再三，才依依惜別。
次年4月中旬，我在利比亞班加西附近采訪卡紮菲後，給我師蕭乾寄了一張與卡氏的合影。6月17日蕭乾給我老爹寫信：“您可真培養出一個虎將，他的前途是不可計量的。與卡紮菲的合照我認為應刊載（如新華社的《參考報》），如能有師曾的訪問記則更為出色。因卡紮菲確實是80年代的新聞人物，我一直以為他是位混世魔王。師曾的文及畫如交給新華社的出版社編成一書，定能暢銷。希望老鴨多掌握外語。”
在蕭乾指示下，我在開羅連夜炮製了《我見到了卡紮菲》，“圖文並茂”地寄回北京。因不合時宜輾轉多處，最終被《世界博覽》主編任幼強一眼看中，頭版頭條全文刊發，從此開始我在《世界博覽》的連載生涯，蕭乾為此，把任幼強大姐比作“唐老鴨的楊剛”。因為當年蕭乾走上新聞道路，也是多虧一位未名湖校友——楊剛大姐幫助，才飛向世界的。從此日漸發現，我與蕭老相似之處甚多，連生日都同為一月下旬。蕭老笑我：“跟人學，變狗毛；跟人走，變黃狗……”我接著唱：“跟人上大街，變個大土鱉；跟人邁門檻兒，變個爐灰渣兒……”
此後蕭老軟硬兼施，硬逼著我這隻“懶鴨”把海灣戰爭親曆寫成一本圖文並茂的小書，他親自給我作序。這才有了那本至今已暢銷20多萬冊的《我從戰場歸來》。
1995年2月，蕭乾把再版的《人生采訪》送給我，自稱他自己“總把生命看作是一次旅行。作為采訪人生的記者，不能老待在上層，處處占上風，甜酸苦辣都得嚐嚐”。“自然美大有可描述的，我們更應該繼承杜甫那種一生關心民間疾苦的衣缽。”“一個駐外記者的心情就更是這樣：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刻把它帶回國來；看見不好的，總希望家裏能幸免。”“我認為一個記者最起碼的職業道德是講真話，實事求是，或者至少做到盡量講真話，堅決不說假話。”此後我到貧困的鄂西北神農架尋找野人、獨自駕車環繞美國、不間斷地給《世界博覽》寫連載……都不忘我師教誨的寫作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