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新拓的，兩邊都是斑駁的舊樓房，牆上貼滿了各類小廣告，底層一溜兒都改成了店鋪。
水泥磚塊玻璃塑鋼板中間，一棵樹也沒有，也沒有花草，塑料袋和垃圾在灰黃的水泥地上隨風翻滾，完完全全是個人造的世界，容不下任何無用無利的東西。
身後裁縫鋪的兩個中年婦女一邊做活一邊和進來的中年男人插科打諢，看來都是熟人，約著晚上去哪裏吃燒烤，笑聲像打鑔，不間斷地“當當”敲打著，非常響亮。
Q市百姓的忙碌，是種單純的忙碌，忙著為生存構建起自己的防禦工事，抵禦不可測的禍福與注定到來的衰老。日複一日，一磚一瓦，像工蟻。
很少在路上聽到Q市人慷慨激昂地討論國家大事社會熱點，如果有，那大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的大街上、地鐵上、公車站等處處都能聽到關於世界與人生的精彩言辭，仿佛人人都能有一番扭轉乾坤的大作為—Q市人生活在這座小城，用不著走太遠，也用不著想太遠。世界太大，他們管不著，但他們管得著自己。
像很多北方小城一樣，Q市並不發達，也無甚產業，除去旅遊季節之外，灰暗平淡中還有一絲蕭條。錢總不那麼好賺，也不那麼夠花，抱怨起來頗有素材，但人們想想辦法，也都能安安分分笑嘻嘻地活著。因為不用看得太遠，因此煩惱也並不太多—反正也全無用處。
小區門口來了開著“三馬子”賣桃兒的，一個圓咕隆咚的中年人，曬得黑裏透紅，一件淺藍短袖襯衫歪歪扭扭套在身上，扛著深藍肩章，袖子上縫著一塊盾形臂章，繡著上下兩排大字：“police警察”。
他一邊忙著稱桃兒，一邊說：“哪是警察呀，是保安。下班兒沒事兒賣點兒桃。再添一個五塊。”說著熟練地係好塑料袋遞過來。車鬥兒裏一個滿臉髒兮兮的小男孩兒，長得跟“police”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隻是瘦，還沒來得及膨脹，也拉長聲調喊：“添一個五塊！”屁股底下坐著一樣髒兮兮的書包，想是放學被順路接來，索性一起幹兼職。
過了幾天，門口賣桃的增多，競爭日趨激烈，“police”又改行賣起了熟苞米。走過時總聽見他吆喝“苞米苞米熱苞米”，旁邊一個尖細的童聲伴奏：“熱苞米呀熱苞米！”兩人都眼睜睜地來回看著路人，不怎麼交談，但仿佛很愉快。
我聽到這吆喝時常常繞路走，因為不好意思總不買。
但我繞不開木匠老王的盤問。
“你，靠什麼生活啊？”有天老王問。
“寫書。”我很沒底氣。
“哦—”老王拖長了聲音上下打量我，“寫過什麼哪？什麼？沒聽說過，不出名嘛。不出名的話，那能賺多少錢？”
我不由得慚愧起來，隻能據實告訴他不太多。
“照這樣，能養老不能？”老王直奔主題。“不知道。”我說，給他一個蒼茫的微笑。
“我都想好啦！”他沒朝我看，忙著用氣錘將釘子一個一個打進牆裏，“等過兩年幹不動了，我也寫書去。”一個釘子釘歪了，他不以為忤，舉著電錘爬上一架梯子，“我經曆的事兒，那真是太多了。早想寫一本書，現在沒時間，把竿子遞給我，活兒太忙。等我啥也幹不動了，就寫書，賺點錢。要不擱啥養老？”
他拖著沉重的肉身從梯子上蹭下來，剛釘好的晾衣竿隨風搖晃。
“不礙事，”老王仰頭看看，“掉不下來。”
他轉過頭侃侃地對我說：“可就一件事，我文筆不行。到時候，我寫個草稿，你給潤色潤色，打出來，給你打字錢—哎，稿費怎麼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