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我找了件軍大衣裹上，還是冷。
現在已經將近四月，溫度計的紅線依然固執地留守在零度的位置。小時候雖然在Q市生活，我卻已經忘了這兒的春天來得究竟有多晚。
現在，Q市用它凜冽的海風提醒了我，狙擊我們的到來。
也是個城市，不過小。
從前Q市人這麼形容自己的城市：“一條街一座樓，一個公園一隻猴兒。”
從前柏油窄馬路下過雨之後呈現清新的黛色，閃閃發光；夏天的傍晚，洗完澡騎著自行車出門，街上空空蕩蕩，帶著海味兒的空氣把衣服鼓成一張帆。五層以上的建築極其罕見，街道盡頭停留著巨大的落日，探照燈似的把一條街都打成金色。
海邊兒沙地上長滿了槐樹和喇叭花，一塊巨大的礁石上豎立著白色燈塔。
現在的視野裏出現了雙向六車道的水泥馬路，新車在黃線之間穿梭來去，樓群林立—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樣，Q市也在膨脹。
在市中心的大街上聞不到海味兒，汽油味兒倒是分外熟悉，沒有海藍和天青，沒有波浪形曲線；第一眼就看見了水泥灰和塵土黃，全是不可轉彎的直線條兒。
高迪說神的世界裏沒有直線，所以他的建築世界裏也沒有。可惜隻有一個高迪，所以大多數城市都建造得像鞋盒兒套鞋盒兒。
冬春交替之際，北方的所有城市幾乎都如同正在更換羽毛的鳥：灰暗，落拓。
所有建築和街道似乎都是由灰塵組建的，深深淺淺的灰黃顏色；裸露著的土地、板油、水泥、舊磚房，是一塊塊沒有遮蔽的禿斑。城裏，人多的地方邋遢，人少的地方蕭條，令人一見之下，頓時萬念俱灰。
大包小包往一座舊樓洞裏搬，樓道裏積滿灰塵，貼滿小廣告—“開鎖”“辦證”“疏通管道”，紅的黑的藍的印刷體電話號碼。我們的鍋碗瓢盆攤了一地。
我和T撅著屁股，輪流搬地下的整理箱和蛇皮袋，順道用腳踢著輕便些的紙箱子，還要留出一隻眼睛照顧著堆在外頭的東西。剛下完一場小雪，沒清掃過的地方都是黑泥，我們小心翼翼地不讓物件掉在地上，還是劈裏啪啦掉下了一摞書。人們進進出出，好奇而戒備地上下打量著我們。
不怎麼體麵。
不是衣錦還鄉。
我們去搬家公司詢問過異地搬家的價錢。但T認為：假如自己能幹一件事，還交給了別人，尤其是有償的，那麼就可以斷定，這種舉動不僅奢侈，而且愚蠢。
T不太熱衷於賺錢，因此更不熱衷於花錢。他的生活真諦就仨字：自己扛。
小個兒，短四肢，脖子青筋暴起，腰好，眼睛鋥亮，扛得動。
我的表現也不錯，一直堅持到有床可以栽倒的時候才一頭栽倒，然後開始發燒。
記得我走的時候，看見北京二環邊兒有的桃花都開了，一樹一樹，像舞台上的背景，城市好像醒了，終於展現了一點兒美感。
我很疑惑，生病是不是因為舍不得走呢？因為這一點兒美而舍不得走，還是因為那以為能拋棄，但已經在身上生了根的正常生活？
我們的這片住宅區與海之間隔著巨大的碼頭，以及向碼頭運輸煤炭和其他貨物的鐵道。樓層太低，看不見海，雖然離它不遠。房東大爺做了個木板，提醒我們睡覺時用它卡住推拉窗。“這樣結實，”他推推窗子，紋絲不動，“小偷進不來。”可這是三樓。“六樓剛進過賊。”他說。據說樓上女人半夜看到一個黑影站在床邊，急切地張嘴大叫：“㏄℃‰°＞∮∽≈Π￡♂¤#￥%*￥+！”據說事後她自己也不好意思，直樂道：“怎麼突然間就不會說人話了呢？”
燈光幽暗，老式吸頂燈，四壁暗淡，窗簾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款式：大紅花撒在藍黃條底子上，閃爍著化纖特有的光澤，黃流蘇褪了色變成舊白，釘在“W”形帷幔上，有的地方開了線，舊穗子耷拉著。T忙著在廚房洗洗涮涮，我躺在床上萬般無聊，給朋友發短信：“這小城真是燕趙苦寒之地，我裹著大棉襖，連春天的影子都瞥不著。”
朋友回：“北京正在下雨，苦寒苦堵，真是苦主聚集之地。”
我笑得直咳嗽，回她：“每堵車一次，就堅定一次離京決心。”
真的，堵車足以消滅我對一座城市所有的好感。
現在，外麵終於安靜下來，再也聽不到汽車不耐煩的鳴叫聲。世界突然空曠了，像搬到曠野上。我鬆了口氣，也沒有覺得不習慣。
很多年前我從海邊的小城市跑出去，世界各地走，轉了一大圈，好像又回到了原地。
但當時如果不出去，不看看世界的繁華，恐怕死都不會甘心。
日子看上去像個環，但隻有自己心裏知道這個環沒有封口，它就像一根電話線—一個又一個不封閉的連續環形，組成螺旋式前進的生命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