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
從此血腥
以國君集權和富國強兵為鎖定目標，商鞅全麵展開了他的體製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軍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簡單：恩威並施。比如，努力生產多交公糧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機倒把的，收為奴婢。又比如，有軍功的，讓他們顯赫榮耀；沒軍功的，讓他們沒有麵子。
總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軍功章，帶領秦國突出重圍。新法實施十年後，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人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孝公也從雍（今陝西鳳翔縣）遷都鹹陽（今陝西鹹陽市），開始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的準備。勃然雄起的秦讓諸侯刮目相看，連周天子都送來了胙肉。
但，這很可疑。
可質疑的不是鄉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實上商鞅上台後頒布的一號法令，就是在基層組織推行保甲製和連坐法。商鞅規定，庶民按戶編組，五家為保，十戶相連，一人作奸犯科，通體連帶責任：不告發者腰斬，藏匿者視同降敵，告發者則按斬敵首級領賞。嗬嗬，難怪秦國能做到“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了，人人都是特務和警察嘛！
這樣一種鄰裏之間相互監視相互告發的恐怖生活，也許隻有在納粹德國之類的地方可以體驗。隻不過沒人知道，商鞅是否為他的元首組建了黨衛隊。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國變成了一座軍營，也使秦國成為一座監獄。實際上他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是要將社會上閑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他的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就是隻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隻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隻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顯然，商鞅培養教育出來的，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如果靠這竟能實現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11]
殺人機器是不會把他人生命放在眼裏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據說，商鞅有次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於“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12]
商鞅，你這樣殺人如麻，就不怕報應嗎？
沒人知道這條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沒人證明它無中生有，或誇大其詞。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個鐵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時，秦國上下議論紛紛，到國都投訴的數以千計。起先商鞅還跟他們講道理，後來就幹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說新法不好還是說好的，都統統稱之為亂民，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後，再沒人敢說三道四。
這絕不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不錯，變法是要有些鐵腕。決策做出以後，斬斷爭論也很有必要。否則，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於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專製、集權和獨裁來設計和進行的，因此不能讓人民有任何自由，包括言論自由。
實際上，商鞅不但不準議論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議論。在他心裏，人民隻有義務沒有權利。他們不過是君王實現霸業和帝業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說，男人平時是勞動工具，戰時是殺人武器，女人則是生產這些工具和武器的機器。既然如此，那你議論什麼？遵命執行就是！
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從此，秦國上有獨裁君主，下有芸芸眾生，中有官僚機構，到處都有軍隊、特務和警察，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和軍事獨裁的準帝國。
事實上，秦能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隻能歸結為他們有當時最管用的製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製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種新製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鬥勇氣，並保持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橫行霸道，一統天下。
在這裏，我們聞到了專製的血腥。
是的。伴隨秦軍挺進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風；提供秦國後來居上之保證的，是嚴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嚴，秦製之專橫，秦風之強悍，實乃公開之秘密，不爭之事實。秦，是專製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本營。
這個大本營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從公國變成了王國，並為這王國變成帝國搭建了舞台，鋪平了道路，做好了準備。商鞅死後十四年，秦惠稱王；一百零四年後，嬴政稱帝。
然而商鞅自己，卻死於非命。
為誰改革
商鞅是被車裂的。
車裂即通常所謂五馬分屍。行刑之法，是用繩子捆住受刑者的頭和四肢，另一頭係在馬身上，然後同時鞭策五匹馬，分裂人犯的身體。商鞅所受，就是這種酷刑，而且是當眾執行，分明有殺一儆百的意思。[13]
商鞅為什麼會落得如此下場？
因為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後來的惠王。之前，商鞅為了推進新法，並維護法律尊嚴，懲罰了太子的兩位師傅，公子賈臉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馬上就一狀告到了惠王那裏，舉報商鞅謀反。秦惠王原本就對商鞅恨之入骨，當然一告就準。於是下令通緝，全國搜捕，捉拿歸案，處以極刑，同時滅族。
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說是作法自斃。因為按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老規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頂多賜他自盡，不至於死得這麼慘。可惜，此人卻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禮治行法治。那就請你以身試法。
是這樣嗎？
否。
沒錯，商鞅確實死於法治，也確實是作法自斃。比如舉報別人，就是他鼓勵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報要腰斬，積極告發則視為奮勇殺敵，那麼，有人聽說你要謀反，該不該舉報？嗬嗬，你不是主張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嗎？
或許有人會問：舉報商鞅謀反，有證據嗎？沒有。他們的原話，叫“商君欲反”。什麼叫“欲反”？想造反。哪裏想？心裏想。心裏想，能證明嗎？不能。需要證據嗎？不要。因此，說白了就是莫須有，誣告。
或許又會有人問：誣告也能成立嗎？能。因為商鞅在鼓勵鄰裏之間相互告發的時候，就沒說要有證據，更沒規定誣告者要負法律責任。總之，獎勵舉報的政策是有的，製裁誣告的法律則是沒有的。不難猜測，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誣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會絕無僅有。
隻不過，現在輪到他自己。
實際上商鞅被誣告後，也清楚自己渾身是嘴說不清，隻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國邊境，卻住不進旅店。店老板說，商君有規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條、護照或者身份證。如果沒有，就不能收留。如果違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麼，這人將來判什麼罪、受什麼罰，旅店老板也判什麼罪、受什麼罰，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簡稱“連坐”。店老板並不知道來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麼證件，於是便長歎一聲說：真沒想到，我變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這個份上！[14]
走投無路的商鞅隻好當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國，卻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卻被惠王派兵剿滅。作為反賊，他被秦軍殺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國當眾車裂。
這一下，商鞅的叛國罪坐實了。
其實，商鞅原本還有另一條出路，那就是在開庭審判時為自己辯護。當然這很難。麵對“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證清白，幾乎沒有可能。
然而就連這最後一線希望，都不存在。因為秦國的法律裏沒有辯護權這一條。請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時，這些人都經過了公開審判，由法庭核實了證據，請律師進行了辯護嗎？沒有。
顯然，商鞅雖是作法自斃，釀成悲劇的根本原因卻不是法治有問題，而是秦法有問題。什麼問題？隻有維護君王統治的手段，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條款。原因，則因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會有公民權利的意識；霸道，就不會有疑罪從無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為改革就好，還得看為誰改，改什麼，怎麼改。同樣，也不要以為立法就好，還得看為誰立，立什麼，怎麼立。不弄清楚這些根本問題，僅僅隻說鐵麵無私執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夠的。[15]
可惜這些都隻能留待將來。
事實上，就連商鞅式的變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滿足國王和梟雄們的需要。比起嚴刑峻法來，他們更感興趣的是陰謀詭計，是損人利己和巧取豪奪。
於是，商鞅被殺五年後，張儀入秦，蘇秦則擔任了六國縱約長。以此為標誌，士階層的各色人等紛紛登場，興風作浪，出將入相，攪得周天寒徹。
合縱連橫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