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事不幸被子產言中,楚國和晉國果然輪番來伐鄭,鄭國也隻好輪番與晉楚兩國結盟講和。兩年後,國難未已,家難又起。子產的父親子國和鄭國的執政,在內亂中被亂黨殺死。子產聞訊,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項工作,然後帶兵平叛。鄭國國人,從此對子產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後,子產在鄭國執政。

子產執政以後,就開始政改,作封洫(讀如恤),作丘賦,鑄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約是重新規劃和分配土地。作丘賦,則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稅製。因為稅(出錢)和賦(出力),都與土地有關。

這當然會觸犯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國內罵聲一片。作封洫時,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算我的家產好收費,量我的耕地好收稅。誰要能夠殺子產,我就跟他去站隊!作丘賦時,又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老爹變成冤鬼,自己去做蠍尾!此人發號施令,邦國悔無可悔![18]

然而子產不為所動。

子產的說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說,隻要對邦國有利,個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產也不鉗製言論。當時,鄭國人喜歡在晚上到學校裏去聚會,因為春秋時期的學校同時也是俱樂部。國人聚在一起,說三道四,難免議論朝政。於是有人便建議子產把學校關了。子產說,為什麼要關閉呢?讓他們議論好了。他們擁護的,我就大力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適當修改。利用公權力,當然可以不準大家說話。但那樣做,有好處嗎?[20]

事實上子產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嚐到了甜頭。這個時候,又有人編了歌謠來誇他:我的子弟,子產教誨;我的糧產,子產加倍。子產死了,誰來接位?[21]

所謂民意,不過如此。

但子產的政改,還是觸動了根本,尤其是鑄刑鼎。鑄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條款鑄在鼎上,公之於眾。這對於東西兩周的政治體製和政治理念,其破壞都是顛覆性的。因此,晉國政治家叔向便寫信給子產提出批評。

叔向說,先王以禮治國,不肯製定刑律,是怕民眾有不軌之心,這才主張效法聖人以德治國。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眾而不生禍亂。相反,如果製定法律還公之於眾,民眾就隻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長,隻知道律條不知道禮儀,甚至咬文嚼字來規避懲罰。那樣一來,不就亂了嗎?在下聽說,國之將亡,必行改革,說的就是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險。

這危險,就是禮壞樂崩。

對此,子產的態度是不爭論。他回信說:僑無能,不敢聽命,也不敢不拜謝!

其實子產未必一定喜歡法治,但也不認為德治和禮治完美無缺。這是有實踐可以證明的。魯昭公元年(前541),鄭國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漂亮,有兩位公孫都想娶她。公孫楚原本已經下了聘書,公孫黑卻又強行去送彩禮。徐吾犯左右為難,請執政子產做主。子產說,這是國家沒有治理好,不該讓大夫您為難。她願意嫁給誰就嫁給誰吧!

徐吾犯照辦,兩位公孫也先後如約來到徐吾犯家。公孫黑盛裝打扮,厚禮相送;公孫楚穿著軍裝進來,左右開弓射了幾箭,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戰車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說,公孫黑確實漂亮極了,但公孫楚更像男子漢。

於是她嫁給了公孫楚。

然而公孫黑卻不肯罷休,居然闖進公孫楚家,準備殺了公孫楚再搶人,結果被公孫楚用戈擊傷。此案如在法治社會,一點都不難處理。公孫黑無理取鬧,強入民宅,涉嫌殺人和強奪他人之妻,公孫楚則是正當防衛。然而按照禮治原則,卻隻能判公孫楚敗訴。因為公孫黑是上大夫,且年長為兄;公孫楚是下大夫,且年輕為弟。因此子產將公孫楚驅逐出境,算是維護了禮。

想來這事一定讓子產糾結。因此第二年公孫黑涉嫌謀反,子產就毫不留情判他自盡,而且把與公孫楚爭妻也算作他的罪狀之一。公孫黑說,我創傷複發,早晚會死,請不要助天為虐。子產說,人誰不死?惡人不得好死,這是天命。本執政不助天,難道助惡人不成?再不快死,劊子手就來了。公孫黑無奈,隻好自己吊死。子產又讓他暴屍街頭,身上還放著陳述其罪狀的木簡。[23]

這事發生在鑄刑鼎的三年前。但子產的政改,顯然並不單純因為此事的刺激;鑄刑鼎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事實上,子產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鄭國也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德治與法治的分歧,則將從孔子一直爭論到韓非,我們將在本中華史第六卷《百家爭鳴》詳加論述。[24]

魯國政變

子產政改的同時,魯國在政變。

政變雙方的交火,是在子產去世後五年發生的。其結果,政權表麵上沒有被顛覆,國君卻實際上被趕跑。從此直到七年後新君即位,魯國都沒有國君。其實兵變失敗流亡國外的魯昭公即便回國,或沒有逃跑,也隻是紙糊的麵子。這次動亂,不過把麵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魯君早被架空,形同虛設。

這就不是一次政變可以完成的。實際上魯君的喪失權柄,如同周王的喪失權威,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說這也是政變,那麼,政變是緩慢進行的,甚至堪稱和平演變。可惜,《春秋》和《左傳》雖是魯國史書,對自己邦國的變故卻語焉不詳,我們隻能從隻言片語中略知一二。

那麼,魯君的大權,旁落到了誰手裏?

三桓。

所謂“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個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魯莊公的三個弟弟:老二慶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為其後代都是公孫,便按照排行稱為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又因為都是桓公之後,所以合稱“三桓”。

三桓的強大,與體製有關。我們在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說過,周天下類似於株式會社,各邦國也有點像公司。天下是總公司,總經理是天子,董事長是天。邦國是子公司,總經理諸侯,董事長是天子。但這種比喻,說的隻是授權關係。實際上邦國的治理,諸侯更像董事長,多半聽政而不執政。作為一國之君,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務,是祭祀、結盟、宣戰、授爵,偏重於禮節性和禮儀性。具體的軍國事務,則交給卿和大夫。

顯然,國君是國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腦。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權勢足夠強大,可以包辦一切,那麼,國君的工作,便隻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25]

卿大夫專政的衛國便是如此,後來三國時期的蜀漢也如此。劉禪的說法,便是“政由葛氏(諸葛亮),祭則寡人”。[26]

不過,卿大夫執政,又有兩種慣例。

第一種,是政權交給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孫,即老國君的兒子和孫子。公子和公孫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繼位,其他擔任卿大夫,共同執政,就叫“公族製”,魯和楚是。

另一種,是政權交給非公族,齊和晉是。齊國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世代為卿的國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薑,姓姬。晉國則在獻公之時,就殺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後,執政的均非公族。這些異姓貴族如果長期執政變成世襲,就形成卿族。卿族執政的製度,無妨叫“卿族製”。

魯國實行的是公族製。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魯國乃周公之後,遵守周禮,講究“親親”(重視血緣關係)和“尊尊”(維護等級製度)。其實這事與華夏或蠻夷什麼的沒有太大關係。比如在楚國,擔任令尹、司馬等要職的,就曆來是公子,隻不過他們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長期把持魯國政權的公族。到這次兵變,他們執政之久長達一個半世紀,曆經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魯國的國有資產逐漸地轉移到他們的名下,魯國的政治權力也逐漸地掌握在他們的手上。國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麼,三桓又幹了些什麼?

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分公室。前三件在子產之前,後一件在子產之後。初稅畝就是初步實現稅畝製(按畝收稅),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製(按丘征兵)。這兩項都已經動到根本,因此堪稱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體內容已無從稽考,但在當時,稅畝製被看作與民爭利,丘甲製的製定則據說是為了防止齊國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結果都是富國強兵。[28]

問題在於,強盛起來的魯國,是誰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產執政的十九年前,魯國作三軍。魯國原本有兩軍。現在變成三軍,並不是增加一軍,而是把原來歸公室所有、由魯君指揮的兩軍打散,重新組建編製。新組建的三軍,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各掌一軍。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軍隊來補充。這在表麵上看來,是他們為邦國做了貢獻,但這三軍的編製權和指揮權,在三家手裏。因此,他們其實是把魯國的國軍,變成了自己的家軍,故《左傳》稱之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後,也就是子產鑄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們把魯國的國有資產分成四股,季孫氏得兩股,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股,然後每家提成給國君,其實不過蠅頭小利。堂堂一國之君,幾乎變成叫花子。[30]

這真可謂欺人太甚,魯君也終於忍無可忍。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領親信和親兵進攻魯國執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話,請求昭公對自己開庭審判,昭公不同意;請求到自己的采邑閉門思過,昭公也不同意;請求帶少量親兵流亡國外,昭公還是不同意。三讓而不果,臉就撕破了,隻有刀兵相見。

問題是這時的三桓,早已儼然國中之國。叔孫氏的司馬便對手下人說:我是家臣,不敢考慮什麼國不國的。我隻問一句話,有季孫氏和沒季孫氏,哪種情況對我們家有利?眾人都說,沒有季孫氏,就沒有叔孫氏。於是叔孫氏的親兵立馬去救季平子。孟孫氏的家臣看見叔孫氏軍旗招展,沒有片刻猶豫就殺了昭公派來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聯手,昭公哪能對付?也隻能落荒而逃。

一場兵變,以昭公狼狽逃竄告終。[31]

這當然是典型的禮壞樂崩,但三桓也遭到了報應。就在他們蠻橫對待自己國君的同時,他們的家臣也在用同樣的態度和方式對待自己的家君。魯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吳王闔閭攻入楚國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孫氏的家臣陽虎,趁機軟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簽訂城下之盟,讓自己執掌魯國國政達三年之久。[32]

三年後,陽虎的野心更加膨脹,竟密謀幹掉三桓的掌門人,由自己和同夥取而代之。這回,輪到季桓子變成魯昭公,體會一下什麼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亂了。

陽虎的計劃,是先請季桓子吃飯,然後在宴席上謀殺他。於是陽虎驅車走在前麵,他的堂弟陽越殿後,季桓子夾在當中。桓子感覺情況不妙,便對自己的駕駛員林楚說:你們家祖祖輩輩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繼承傳統。

林楚說,晚了。陽虎已經成了氣候。

桓子說,不晚。你現在能帶我去孟孫氏家嗎?

林楚說,臣不敢貪生,就怕於事無補。

桓子說,那就走!

於是林楚拍馬飛車前往孟孫氏家。靠著孟孫氏的救援,季桓子逃過一死,政權重新回到三桓手裏。[33]

當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魯國國君的麵子仍然用紙糊著。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後一任魯君哀公,也還是逃到了越國,請勾踐做他的保護人。[34]

有趣的,是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