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太具戲劇性了。
但更戲劇性的，則還是一個蠻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並加入到爭霸中原的行列裏來。
這個蠻夷之邦，就是楚。
蠻夷之邦：楚
楚人是蠻夷嗎？
好像是。
蠻夷，是相對於中國而言的。中國，就是中央之國，或中原之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說過，當時人們的世界觀，是天圓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簡稱“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個海，東西南北各一個，叫“四海”。人類居住的地，在四個海的當中，叫“四海之內”，簡稱“海內”。海內或天下的正當中，叫“中國”，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國。住在中國的，是諸夏或諸華，即華夏。東西南北的“非華夏民族”，細分則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統稱則叫夷，或蠻夷，或夷狄。所謂“攘夷”，便包括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華夏與蠻夷或夷狄，差別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禮記·王製》的說法，東夷和南蠻“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剝；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糧食，隻吃肉類。至於服飾，東夷“被發文身”（被讀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頭散發，身上刺青；南蠻“雕題交趾”，即額頭刺青，光著腳丫；西戎“被發衣皮”，即披頭散發，不穿絲綢或麻布，披獸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絲綢或麻布，還住在洞穴裏。其實還有吳和越，是“斷發文身，裸以為飾”，即剪斷頭發，身上刺青，不穿衣服。[14]
顯然，華夏與非華夏民族的差異，是文化的。但在當時“中國人”眼裏，卻等於開化和不開化，文明和野蠻。
這並非沒有道理。
事實上，用火、農耕、養蠶業和紡織業，都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用火則熟食，農耕則粒食，養蠶則衣帛，紡織則衣布。因此，茹毛飲血，不吃糧食，不穿衣服，身披獸皮，不會蓋房子，都是落後的表現。至於文身和刺青，則是原始時代的風氣。所謂“被發文身，以像麟蟲”，正說明這些民族還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圖騰崇拜階段，沒有跨入文明的門檻。[15]
文明是對野蠻的鎮壓，而這種進步是要有標誌的。對於華夏民族來說，這個標誌就是束發。因為對頭發的約束，即意味著對自己的約束，而且是道德的約束。因此，斷發和披發，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體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為要顯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絲不掛，暴露無遺，則體麵何在，體統何存？
蠻夷，豈非不開化的野蠻人？
於是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便在華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這種文化優越感，讓中原諸夏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看待周邊民族，包括蔑視楚。
楚人的來曆，現在已經說不清了。所謂“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是靠不住的。司馬遷自己，也說他們“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比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繹帶兵參加了武王伐紂的戰爭，被封在“楚蠻”，號稱“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蠻夷之君”的意思。事實上《春秋》一書中，蠻夷或夷狄的酋長或國君，可是一律都稱為“子”的。
由此可見，楚人雖然在西周初年就與中國發生關係，卻並不被看作諸夏。楚人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楚的國君熊渠和熊通，就公開說“我蠻夷也”。他們這樣說，目的是要稱王。因為華夏各國的國君，隻能稱公稱侯。能稱王的，隻有周天子。於是熊渠便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意思也很清楚：我們楚人既然是蠻夷，憑什麼要按照你們中國的規矩來？熊通則更不客氣，幹脆自稱武王，公然與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裏。[16]
這樣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點打擊對象。他們來爭霸，豈非天大的笑話？
可惜這是事實。
我們知道，所謂“春秋五霸”，曆來就有各種說法。但無論哪種說法，都有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可見楚為春秋時期的霸主國，並無爭議。實際上春秋剛剛開始，中原諸夏就已經感到了楚國的威脅。為此，鄭國和蔡國在鄧（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內）舉行了盟會。這時的鄭君是莊公。以鄭莊公之強，尚且懼楚如此，其他諸夏可想而知。[17]
鄭莊公的恐懼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時的楚君，正是自稱武王的熊通。這時的楚國，則正蒸蒸日上。他們早已控製了漢水流域和長江中遊，視周邊小國和蠻族部落為盤中餐、囊中物，對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覬覦已久。武王在世時，漢水沿岸姬姓諸國便被楚人吞並已盡。他的兒子文王繼位後定都郢城（今湖北荊州市），又先後滅掉申國（薑姓，在今河南南陽市）、鄧國（曼姓，在今湖北襄陽市）、息國（姬姓，在今河南息縣），征服蔡國（姬姓，此時在今河南上蔡縣），把勢力範圍擴大到了鄭國的家門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過鄭國，因為鄭國是中原的樞紐和門戶。於是，從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鄭，非逼得他們跟自己親善不可。最後一次，鄭文公幾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國投降。想當年，鄭莊公與蔡國結盟，就是為了對付楚國。現在蔡國成了楚人的馬前卒，他們還能依靠誰？
齊桓公。
不戰而霸
鄭國遭楚攻擊兩三個月後，齊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鄭，是在魯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齊桓公便聯合魯、宋、陳、衛、鄭、許、曹組成八國聯軍，浩浩蕩蕩殺了過來。他們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揀軟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國開刀。可憐那蔡，原本就是小國，當然不堪一擊。打敗了蔡國的聯軍乘勝前進，準備攻打楚國。
楚成王聞訊，便派了一個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會很有名，是這麼說的——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這話說得很客氣，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強硬。所謂“風”，就是雌雄相誘。動物發情時，雌性會散發特殊的氣味，像風一樣，雄性聞到就跑過去了。所以楚國的照會，翻譯過來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邊，寡人我住在老南邊。貴我兩國相距千裏，哪怕是牛和馬談戀愛，也跑不了那麼遠啊！沒有想到君上您卻大駕光臨，來到敝國，請問這是為什麼呢？
顯然，這是在譴責齊國師出無名。齊國這邊，管仲卻代桓公回答說，我們出兵，是得到了授權的。你們該進貢的茅草沒有到位，影響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來征討。昭王南巡到了漢水就沒有回去，所以寡人要來問問。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實不然。得到授權？請問誰授的？管仲說是召公奭（召讀如紹，奭讀如是）。授權給誰？管仲說是太公望，也就是薑太公。他們是什麼時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麼時候？春秋。這個授權，是不是也太久了一點？更何況，有當今天子的授權嗎？沒有。
攻打楚國的兩條理由，也站不住腳。沒錯，當時諸侯各國，名義上都對周天子有義務。楚國的義務，是進貢一種茅草，以便祭祀的時候用來濾酒。這種茅草很久沒有進貢，大約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時期，許多諸侯都不怎麼把天子當回事，這種事情也多了去，憑什麼專拿楚國開刀？至於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來到漢水時，漢水的人很討厭他，就在過河的時候給了他一隻漏船。這事早已過去三百多年，齊國現在來算什麼賬？
顯然，什麼“爾貢包茅不入”以及“昭王南征而不複”等等，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場合，不能把話說穿。於是楚使就說：過濾紙忘了送去，這是敝國寡德之君的罪過，今後豈敢不送？至於昭王為什麼沒有回去，請問問漢水之濱好了。
這就談不攏。隻能各自回去，準備打。
戰爭的準備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齊國的聯軍繼續前進，楚軍的統帥也來到陣前，並前去拜見齊桓公。桓公為了表示禮讓，下令聯軍從楚國的北塞陘（讀如刑，其地不詳），後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詳），並建議先搞一次閱兵式。
於是兩人同坐一輛戰車檢閱部隊。
退兵和閱兵，都是姿態。桓公的意思很清楚：隻要承認齊國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他就先唱高調，說這次起兵不過為了兩國永遠友好。楚帥也放低身段，說那正是寡君的願望。但，當桓公耀武揚威，聲稱“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時，楚帥就寸步不讓了。
楚帥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請問誰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麼本帥也可以稟告君上，我們楚國可是以方城山為城牆，以漢水為護城河的。貴軍雖然人多勢眾，怕是沒有用武之地。
話說到這個份上，就隻能各自算賬。
齊國很清楚，楚國並不好惹。硬要開戰，至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說不定還兩敗俱傷。楚國也很清楚，齊國要稱霸，是擋不住的，自己也沒資格爭，不如做個順水人情。最後，兩國簽訂盟約，各自收兵。
盟約的內容並未載入史冊，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認對周天子負有義務，承認“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給”，尊王的目的就達到了。楚人同意暫時不再對鄭國死纏爛打，放慢進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達到。方方麵麵都交代得過去，齊桓公當然見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業之基，卻由此奠定。
五年後，齊桓公在葵丘（其地當在今河南蘭考縣）與宋、魯、衛、鄭、許、曹六國結盟，周襄王派人祝賀，史稱“葵丘之會”，是齊國稱霸的標誌。[19]
很清楚，沒有前麵的召陵之盟，就沒有後來的葵丘之會，因此前者曆來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稱霸中原的經典案例。一百一十八年後，楚靈王征得晉國同意，召開諸侯大會意欲稱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為榜樣。[20]
可惜，這榜樣十分經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盟會，秦晉兩國都沒參加。這兩個超級大國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約的價值，便要大打折扣。說白了，齊桓公不過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功也有太多的機緣巧合。事實上，當時王室衰微，晉國內亂，秦穆公敬而遠之，楚成王又讓了一步，齊桓公才如願以償。[21]
所以齊桓的爭霸，其實是“不爭之霸”。真正的爭霸，是後來的晉楚兩國。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間，包括宋襄公的圖霸業，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過小插曲。
那就來看晉楚之爭。
真霸主晉文
開創晉國霸業的，是文公。[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