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田賦，還有人頭稅，這個連看上去都不美了。在東漢，人頭稅包括口賦和算賦兩種。口賦是對7歲~14歲的兒童征收的，每人每年20錢，此外，還有三錢的戰爭附加稅（馬口錢）。算賦是麵向廣大15歲~56歲的成年人征收的，名義上也屬於軍費性質（當然，不打仗也得交），每人每年120錢。這樣算來，正常年景下，一個家庭包括老人（56歲以上老人免稅）和孩子一年的稅收大約是300錢，大體相當於現在的150多元。而對於那些不入籍的商人、奴婢等人，人頭稅還要加倍。
為了增加人口，多收取人頭稅，東漢統治者提倡早婚早育。如果不響應國家的號召，就要受到嚴厲的經濟處罰。比如，東漢法律規定，對於年齡在15歲~30歲之間還未出嫁的老姑娘（按現在的標準其實也不老），要多收五倍的人頭稅，什麼時候嫁出去，什麼時候降下來。所以，那時有姑娘的父母最著急的事就是給自己的女兒快速找個老公，否則，可能是要破產的。
和廣大適齡女青年相比，當時的男同胞日子更不好過。因為23歲~56歲成年男子除了要交人頭稅，還要服徭役，包括勞役和兵役兩項。勞役就是更卒，意思是每個成年男子每年要到縣上無償為政府打一個月工，幹些修路、架橋一類的活計。如果不願去，也可以，交錢就行，一次交納三百錢（一說是二千錢），政府找人幫你打工，叫過更。此外，成年男子一生中要服兵役兩年，每年還必須戍守邊境三天，如果本人不願意去，可以交納若幹錢雇人代服，這就是所謂的“更賦”。
這樣算下來，壓在東漢老百姓頭上的既有田租、人頭稅，還有徭役，加起來就比較嚇人了。一句話，東漢老百姓的負擔是很重的，到了東漢末年更是如此。
除了信佛能免役，到了佛教的浴佛節，政府還在寺院外大擺酒宴，招待群眾，排場搞得分外隆重（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裏），凡是到場的群眾都管夥食，盡管敞開肚皮隨便吃就是了。這下好了，看熱鬧的、準備遁入佛門的，甚至還有衝著那頓夥食而去的人是絡繹不絕，竟然達到萬人！
這樣一來，沒過多長時間，在徐州的地界，佛教竟然成功地取代道教成為流行時尚，不光是老百姓信奉，就是政府官員也身體力行，自覺信仰佛教。許多地方上自太守、王國的國相，下至黎民百姓，個個吃齋念佛，儼然是虔誠的佛家弟子。
信佛了，自然不鬧事了，老百姓不鬧事了，自然天下無賊了，這可是了不起的大進步。要知道，那時正值東漢末年最混亂的時期，除了農民軍時不時搞武裝遊行外，全國的軍閥每天都在上演全武行，全國早已亂成一鍋粥，徐州的秩序能如此井然，實屬不易。
除了屯田、推廣佛教，陶謙還任用了一批重量級人物，比如徐州的首富糜竺。此人養有僮仆、食客近萬，並且是個地地道道的有錢人。這樣的實力派陶謙當然不會放過，於是他想方設法拉糜竺出山當別駕。所謂別駕，就是別駕從事的簡稱，是刺史的主要副手，因為和刺史外出時，配有自己的專車，所以稱為別駕。
和劉備一樣，陶謙是很愛才的，不同的是，隻要是劉備看上的，他都誠心誠意地聘請，跑多少冤枉路都無怨無悔（比如請諸葛亮）；而陶謙就比較性急，凡是他看上的，恨不能馬上挖過來為我所用，如果實在請不動，來點兒暴力也無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張昭。
陶謙看好張昭，把他作為茂才（秀才）推薦給朝廷。前麵說過，舉茂才一個州一年就一個名額，十分稀有，所以，被推薦為茂才的人差不多就是現在的省狀元了，一旦上榜就有官做。但張昭卻並不感冒，他可是有名的牛脾氣。
陶謙一聽張昭不買他的賬，頓時火冒三丈：“瞧不起我啊，抓起來！”幸虧有人積極營救，張昭才免去牢獄之災。按說被陶謙收拾了一回，兩人應該是仇人關係了，可陶謙病死後，最哀痛的卻是張昭，他還寫了一篇悼文，對陶謙的政績做了高度評價。
對於陶謙的為人，《三國誌》是頗有微詞的，基本上都是說陶謙有眼無珠，能人不能用，盡用奸邪小人，把徐州搞得烏煙瘴氣雲雲。這麼說的潛台詞就是，你這號角色被曹操滅了也是活該啊。
曆史是人寫的，是人都是有傾向的，而《三國誌》明顯是向著曹魏的。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揭開層層迷霧，尋找曆史的真相。
《三國誌》上說，“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琊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事實上，陶謙對這個趙昱是很器重的，先讓他當別駕，後又將他推舉為茂才，當了廣陵太守。由此可見，陶謙對他也是非常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