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謙當時很乖，滿口說我聽你的。那人見陶謙認罪態度良好，就又去對張溫說：“經過我們耐心地說服教育，陶謙已經提高了認識，深刻反省了自己。他正準備上門負荊請罪，您可一定要接見他。”
後來，張溫果然在宮門外見到了陶謙。正當他準備洗耳恭聽陶謙發自肺腑的懺悔時，陶謙卻大大咧咧地向他走來，不但臉上毫無悔意，反而把脖子一揚，說道：“我自己知道去感謝政府，怎麼會感謝你呢（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換句話說，就是我能有今天，關你屁事！
嗬嗬，真是二杆子啊，翻臉就不認人，但張溫這次被弄得一點脾氣都沒有，隻是自我解嘲地說：“恭祖（陶謙字恭祖）癡病尚未除邪？”並主動把他拉到一邊喝酒，進行感情聯絡。
中平五年十月，徐州、青州的黃巾軍死灰複燃，而且規模更大，鬧騰得更厲害，其他人沒轍，朝廷隻好委任陶謙為徐州牧去收拾殘局。
陶謙這個人還是有點兒水平的，他一到徐州就任用亡命東海的泰山人藏霸及其同鄉孫觀等人為將，很快就把黃巾軍趕出了徐州。但陶謙絕對想不到，被他趕跑的這些人還會打回來的，而且是以還鄉團的名義。
陶謙接下來的中心工作就是如何治理好這塊飽經戰火的土地。徐州經過戰亂，土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已經凋敝不堪。怎麼辦？這可是最考能力的事情，鬧不好，手下的老百姓再次揭竿起義也不是不可能。
要說陶謙這人真是治世能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屯田。
在許多有關三國的書籍中，人們對曹操屯田的事跡往往津津樂道，殊不知，在三國時代，第一個想到通過屯田解決糧荒的人是陶謙，他比曹操早整整6年！隻不過，成王敗寇，隨著他淡出曆史舞台，他的功績也隨之被人忽略了。
中平六年，陶謙表下邳人陳登為典農校尉（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在徐州境內實行屯田。因為陶謙知道自己雖然貴為徐州牧，但初來乍到，人地兩生，要想立足，必須先和當地人搞好關係，尤其是當地的實力派以及社會名流。否則，自己就是光杆司令，別想成事。事實證明，陶謙的眼光是很準的，陳登這個人是用對了。
陳登，字元龍，下邳（治今江蘇邳州）人，性格桀驁不馴。25歲時，陳登就開始任東陽（治今江蘇省金湖縣西）縣令。陳登雖然年輕，但幹勁十足，作為典農校尉，他竟然能親自到田間地頭考察土壤狀況。有如此有敬業精神的農墾司令，屯田的結果自然是“秔稻豐積”，百姓安居樂業。
老百姓餓肚子的問題解決了，按說也可以歇歇了，但陶謙是一個有更高追求的人，他還想解決老百姓的意識形態問題。在和黃巾軍打交道的這幾年中，陶謙發現人們之所以跟著黃巾軍混，除了為了吃飽肚子，還是因為張角太能忽悠，所以，解決老百姓的意識形態問題很重要。
很少有人知道徐州是道教的發源地。經過多年發展，道教在徐州當地的影響是很大的，為此，陶謙決定狠抓精神文明建設。但道教的影響力實在太大，要想一下子肅清它對人們的影響很不現實，想通過放一兩部宣傳片、貼幾張標語、開幾場群眾大會就消除它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所以，陶謙認為，對付這個龐然大物的最好手段就是啟用另一個龐然大物——佛教。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大概是在東漢。由於東漢的許多皇帝都信奉佛教，比如漢桓帝、漢靈帝，因此，佛教在當時絕對是很受官方歡迎的。
當時，陶謙手下有個叫笮融的下邳相督管廣陵、下邳、彭城的運糧工作，是個財神爺。他在陶謙的默許甚至是授意之下，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修了一座規模很大的浮屠（佛塔）寺，可容三千餘人。他還經常叫老百姓沒事就去誦讀佛經。這還不算，政府還出台了一項惠民政策：凡是信佛者皆可免役。當老百姓一聽信佛竟然有那麼大的好處，不用政府動員，便紛紛奔走相告，把信奉佛教變成了自覺行動。
為什麼老百姓一聽免役，就如此積極？因為他們的負擔實在太重了。為此，我在這裏需要說一說東漢老百姓的稅負情況。而要說清楚老百姓的稅負，就必須先說說當時的戶口管理製度——編戶齊民製度。
編戶齊民製既是一種戶口管理製度，也是一種稅賦製度，在曆史上很有名。簡單地說，凡是被正式編入國家戶籍的平民百姓（商人、官員、皇親貴戚除外）對國家都負有相應的義務，這些義務具體說來主要包括田賦和人頭稅兩種。
田賦表麵上看很輕，為十五稅一，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由於東漢的許多田地都掌控在豪強地主手中，農民往往要從他們手上租種土地，所以，國家的優惠政策往往隻讓地主受了惠，而地主對農民收多少田租國家是不管的。所以，農民被剝削的程度往往是很高的，被收三成田租很正常，個別地方竟然可達五成。東漢末年，由於災害頻繁，農民為生活所迫，隻好把僅有的土地低價賣給地主，導致這種情況更為突出。因此，國家明文規定的田賦隻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對廣大無地農民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