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意見可以不予考慮,但朝廷大臣的意見呢,也不考慮嗎?當然。董卓屬於狂人,狂人的特點就是說了就幹,唯我獨尊,誰反對都沒有用。在董卓的字典裏是不存在民主協商、互相監督、共同進步一類的詞彙的。但遷都畢竟是國家大事,民主可以不要,過場還是要走一走的。於是,董卓在朝堂上拋出了這個議題。
董卓在談到遷都的原因時,像那些怕袁紹、怕關東聯軍、怕白波黃巾軍等等這一類陰暗麵的東西是上不了台麵的,所以,董卓拿出一本叫《石包讖》的預言書,說是依照書上的理論,洛陽的風水不好,不宜居,大家再在這裏工作和生活下去,官兒也升不了,日子也不好過,國家就要完蛋,大家也要跟著一起完蛋。最後,董卓亮出自己的底牌——把首都遷回長安。
這個理由真不怎麼樣,長安風水好,西漢不也滅亡了嗎?
盡管朝廷中的大多數大臣不迷信,盡管這個莫名其妙的遷都提議和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盡管他們內心有一萬個不樂意,但他們還是難能可貴地保持了沉默。因為此書的最終解釋權在董卓手裏,他說洛陽不行,洛陽就不行;他說遷都就要遷都,即使九頭牛也拉不回來,何況是人。
但討論這麼大的國家大事,冒出幾個持不同政見者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唱反調的人是董卓一手提拔上來的司徒楊彪和太尉黃琬。他們在朝堂之上和董卓搞辯論賽,完全不給領導一點兒麵子,要不是司空荀爽出麵打圓場,弄得幾乎下不了台的董卓當場就想殺一儆百。
當天的遷都之議草草收場,沒有結果,但黃琬回去後,想來想去,沒想通,依然不識好歹地上書表示堅決反對。曆來得罪領導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初平元年二月初五,董卓以天氣不好為由,免去楊彪、黃琬的一切職務,幹淨利落地將二人趕回家。同時提拔趙謙出任太尉,王允出任司徒。他的這一係列動作是在向其他人宣告:沒你們老子也垮不了台!天底下能幹人多了去了,老子隨便一抓就是一大把。他說的的確是大實話,這世界上可能什麼人都缺,就是不缺想當官的人。
不過,在董卓手下,反對派也是從來都不缺的。楊彪、黃琬的反對隻是讓董卓感到難堪,而周毖和伍瓊的反對則讓董卓吐血,因為他們可是董卓最信任的人。也難怪,一般來說,遷都就是國家公務員搬家。但董卓這人實在太過生猛,照他的拆遷方案,不光皇帝、文武百官要搬,洛陽城裏一百來萬老百姓也要搬家。這哪裏是搬家,這是要移民啊。
這還不是最狠的,更狠的還在後麵。按理說,這麼大的移民工程要想順利實施,國家應該負責安置,可董卓隻負責拆遷,不負責安置,像什麼過渡費、生活費、安置費、補貼費、搬家費、車馬費等等,都沒有,而且不搬都不行。想當釘子戶?結果隻有拆!燒!殺!
更要命的是,到了新地方(長安),你會“驚喜”地發現,所謂的新家,就是沒有家,你除了有個空頭的戶口外,將一無所有,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過去,也沒有大房子住,也沒地方辦公,因為長安早就毀於戰火,破敗不堪。即使長安後來有所恢複,但怎麼能和洛陽相比!再說,董卓不是開發商,他沒有義務也沒有覺悟為百姓搞安居工程。在他看來,是死是活我不管,反正要住房子,自己去修。這哪裏是遷都,這就是赤裸裸的搶劫!
這是典型的用屁股思考問題,當然會遭到其他人極大的憤慨和激烈的反對。所以連董卓的親信也跟著唱反調就不足為奇了。但董卓是不會明白的。董卓不見周毖、伍瓊還好,一見他們就氣不打一處來,聲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老子剛到京師時,對你們兩個是言聽計從,你們叫我為黨人平反,我就為黨人平反;你們叫我提拔士大夫,我就提拔士大夫;你們叫我饒恕袁紹,我就饒恕袁紹……什麼都聽你們的了,結果呢?他們全都跟著袁紹起來造我的反!這就是你們推薦的黑馬,原來都是瘟馬,你們現在又要反對我的方針政策,可惡!”
一般人不受領導待見時也就是被領導批評教育一番,坐坐冷板凳,情節嚴重一點的可能被打發回家陪老婆、孩子,而董卓是狂人,這回他真的快發瘋了。瘋狂之極的董卓決定一步到位解決這兩人的問題——處斬!昨天還是座上賓,今日竟成刀下鬼。轉眼之間,待遇就有天壤之別。
反對派被殺的殺,免的免,接下來似乎該辦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