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隻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裏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係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隻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係是印度學，兩個副係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饑餓，終日饑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
在這一段異常困苦的時期，最使我感動的是德國老師的工作態度和對待中國學生的態度。我是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青年，他們不但沒有絲毫歧視之意，而且愛護備至，循循善誘。Waldschmidt教授被征從軍，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來代課。其實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對象也幾乎就是我一個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領都毫無保留地傳給我。他給我講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語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傳》等。他還一定堅持要教我吐火羅文。他是這個語言的最高權威，是他把這本天書讀通了的。我當時工作極多，又患神經衰弱，身心負擔都很重。可是看到這位老人那樣熱心，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老人傷心，便遵命學了起來。同學的還有比利時的WCouvreur博士，後來成了名教授。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的認真、細致、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