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我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我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麵，這裏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前兩位是我的業師。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曾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在這裏，雖然已經沒有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我自己卻沒有放鬆對中國舊籍的鑽研。我閱讀的範圍仍然很廣，方麵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遊、薑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我都讀了不少。這對我以後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
一九三○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由於上麵說過的一些原因，當年報考中學時那種自卑心理一掃而光，有點接近狂傲了。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我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我卻隻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我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選了清華，因為，我想，清華出國機會多。選係時，我選了西洋係。這個係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隻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隻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複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盡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隻說漢語，德國老師隻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隻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還有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