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係講師。這個係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係的圖書室規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裏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hurWaley等。我在這裏也讀了不少的中國書，特別是筆記小說以及佛教大藏經，擴大了我在這方麵的知識麵。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個年頭。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離開這裏到瑞士去，住了將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國、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祖國。
我的留學生活，也可以說是我的整個學生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年我三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學來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是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的。按當時北大的規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隻能任副教授。對我當然也要照此辦理。也許是我那幾篇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論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後沒有多久，湯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為教授。從那時到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期間我擔任係主任三十來年，擔任副校長五年。一九五六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十年浩劫中靠邊站，挨批鬥，符合當時的“潮流”。現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學、科研工作，從事社會活動，看來離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以上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經曆，沒有什麼英雄業績，我就不再囉嗦了。
我體會，一些報刊之所以要我寫自傳的原因，是想讓我寫點什麼治學經驗之類的東西。那麼，在長達六十年的學習和科研活動中，我究竟有些什麼經驗可談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細考慮，無影無蹤。總之是卑之無甚高論。不管好壞，鴛鴦我總算繡了一些。至於金針則確乎沒有，至多是銅針、鐵針而已。
我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講了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嚴密裹住。打開一看，妙方隻有兩個字：勤捉。你說它不對嗎？不行，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於不說。我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是勤奮。再多說兩句就是：爭分奪秒，念念不忘。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
上麵講的是精神方麵的東西，現在談一點具體的東西。我認為，要想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在四個方麵下工夫：一，理論；二，知識麵；三，外語；四，漢文。唐代劉知幾主張，治史學要有才、學、識。我現在勉強套用一下，理論屬識，知識麵屬學，外語和漢文屬才，我在下麵分別談一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