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說法是，立法的前提應假定人性是惡的，即著名的“壞人理論”。沒錯，該邏輯用在立法初衷和設計起點上，我完全同意。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似乎隻對法提要求，從不對人提要求；這樣，在法律不到位之前，“壞人”就有太多的機會，而“好人”幾乎得不到任何機會。任何法律，都有階段性局限和天然極限，而唯一可彌補它，甚至超越它的，即道德。
這些年，隨著製度意識的覺醒，我們對法的熱情空前高漲，所有新聞、大小案例，我們都慣於用法的視角去打量、去究問和質疑，這很令人鼓舞。但同時有個現象，那就是：一件事的結束，往往到“法”就為止了，我們的全部訴求都在於法槌以期待的方式落下，注意力就停在了這兒。然後是歡呼，是宣布一件事的大功告成和圓滿。
我的疑問是：法勝利了，人就勝利了嗎？法的勝利，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嗎？為回答這個問題，我把最近看到的兩個小故事說給你聽聽——
14、一件事情的長度
第一個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來自江蘇沭陽的4個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持刀殺害了戶主德國人普方（在一家中德合資企業任職）及其妻子、兒子和女兒。案發不久，4名凶手被捕，被判死刑。
在法庭上，普方的親友們見到了4個剛成年不久的凶手。根據他們的想象，凶手應是那種很凶悍的家夥，可實際上，隻是再普通不過的幾個孩子。據審訊供述得知，他們並非有預謀殺人，那晚，他們潛入小區，本想偷竊一間不亮燈的空宅，結果空無一物，於是轉到隔壁普方家，其行為敗露後，因言語不通，驚懼之下，他們選擇了殺人。
普方的母親從德國趕到南京，在了解案情後，老人作出一個讓人驚訝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她說德國沒有死刑，而且她覺得，新添加的死並不能改變現實。在中國外交部一次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有德國記者轉達了普方家屬寬恕被告的願望，外交部回應是，“中國的司法機關是根據中國的有關法律來審理此案的”。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4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判決。
事情到這兒本可以結束了。法律走完了全部程序，正義得到了中國式伸張。但故事沒完，才剛剛開始——
當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注冊了一家以“普方”命名的協會，宗旨是救助江蘇貧困地區的兒童，改變他們的生活，給予良好的教育。到今天，這一活動默默持續了9年，超過500名貧困孩子被幫助。
此事的緣起是庭審中的一個細節：那4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受過良好教育，沒有正式工作，隻有一個做過短期廚師，一個擺過配鑰匙的攤位。“如果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未來和機會。人生若有了機會和前景，人就不會想做壞事，他會做好事。”“普方協會”的現任執行主席萬多明這樣解釋。作為一名公司主管，萬多明本人就生在鄉下，家裏並不富裕，正因為德國的義務教育製度，他才有機會完成學業。
“若普方還在世，他們肯定是第一個參與的家庭。”協會創始人、普方的朋友朱莉婭說。在她印象中，普方一家都是熱心腸，在南京做過許多善事。
“這樣做不是為了獲得感謝，我們不要求任何回報。”朱莉婭說。迄今為止，大部分孩子並不知道誰在幫自己，他們隻會感謝生活本身。
不久前，這個故事才被中國媒體發掘出來。講述時，標題中不約而同用了“以德報怨”。其實，我不覺得這樣，因為他們沒有恨誰，不存在“怨”這個東西，也不存在“報”這個動作。他們是信仰使然、愛使然。所謂恩怨，是中國文化下的語境和邏輯。
第二個故事。
這是我從網上看到的，發帖人有個題目：《跑步和騎自行車的小道——喬納森紀念小道》。大意如下：
我住的小鎮，有一條專供跑步和騎自行車的小道，道邊有牌子寫著“喬納森紀念小道”，心想可能是某個富人捐資建的吧。一次偶然，見小鎮辦的報紙上提到一個叫喬納森的男孩，小道竟然是紀念他的。帶著好奇，我翻出前幾年的報紙，終於知道了來曆。
1997年一個陽光夏日，謝麗爾12歲的小兒子喬納森要求騎自行車，得到30分鍾的許可，但要由14歲的哥哥馬修陪同。孩子們與媽媽擁抱後，戴上頭盔出去了。20分鍾後，電話響了，馬修打來的，他聲音緊張，說弟弟受傷了。
喬納森顱內受傷。醫生說，他對如此嚴重的內傷很擔憂。次日淩晨，喬納森病情惡化，正一點點離開陪伴他的家人。有人問謝麗爾，願不願意捐獻器官，她開始說沒想過，但後來主動詢問。謝麗爾回憶說：“我想知道每個細節。作為母親，我努力為孩子做可能的一切。現在，醫生護士已不能再為我兒子做什麼了，也許，我兒子可為別人再做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