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忘了，在解決矛盾的工具和路徑中，道德的成本最低，而法律出場的成本最高。盡管大家法律衝動強，但沒人願意打官司，它繁瑣、周折、消耗大，耗不起又忍氣吞聲，又產生很多有毒情緒，該情緒又會釋放到生活中。更重要的，法律乃強製手段，它有殺傷力，即使判決再公正，它也無助於稀釋矛盾、化解敵意和仇視，隻會加固和激化。一個社會若什麼事都求助法律，隻信任法律，那人生的空氣就永遠是緊張的，充滿戾氣和火藥味……
那麼，為何要舍近求遠、棄簡從繁呢？為何選擇吃苦受累加敗壞心情的路徑呢？因為對別的路徑沒信心，尤其對道德沒信心，對自己沒有，對別人更沒有。一個芝麻大的摩擦也搬上了法庭——不要以為人們多麼信任法律，而是除了它沒別的抓手。舉個例子，兩台車輕輕碰了一下，其輕微可用“吻”來形容：日本人拉開車門肯定先鞠躬；美國人可能大笑著說對不起，聳聳肩拜拜了；法國人或許幽默地倒下車，回你一個吻。而中國人呢？北京的路為什麼那麼堵？都僵在那兒，呼警察找熟人，同時還沒忘先聲奪人、譴責對方，待警察趕到，又是一番唇槍舌劍、麵紅耳赤。其實彼此心裏未必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都擔心被對方訛上，不敢讓步，擔心自己成為先讓步的受害者。人和人的信任全腐壞掉了。
法律的無時無處不在、過濫出場，往往印證一點：道德失靈，道德失效，道德普遍被棄用。何況有些時候，法律隻是在走穴，在假唱，它要的是出場費。
問：您剛說的那種情況我也熟悉，我在北京開車和在國外開車，心理反應完全不同，在國內一碰到事非常緊張、焦慮、脾氣壞，就是你說的那種擔心成為“受害者”的反應，第一反應是這樣，接下來的反應就變形了。這幾天媒體說了件事，好像是南京吧，下雨天，兩個小夥子，在馬路邊看到一捆錢，全是100的，就落在水裏，兩個人連雨傘都沒打，就守在那個地方，也不敢彎腰撿。打110，過了個把小時，警察來了，人和錢都淋透了，後來數了一下大概1.5萬多元。警察納悶啊，你們把它交到派出所不就完了嗎？他們說不行，我們要保護現場，萬一人家說，這錢不是這個數，訛上我們怎麼辦？
答：你說的這個事我們節目報道了。小夥子很可愛，可謂當代版的拾金不昧。為什麼說是“當代版”呢？因為它不是一樁簡單的拾金不昧，它做了兩個動作：一個是道德動作，一個是法律動作。前者是軟的，後者是硬的。它把簡單搞複雜和深奧了，或者說，它被逼複雜了。這是兩個非常好的孩子，同樣的事，若在20或30年前，絕不會有人在那兒等，所以我說這是21世紀的“雷鋒”。現在學雷鋒可不容易，你要幫老大娘提包，沒人敢遞給你，你要送別人水喝，更沒人敢接，都以為你不懷好意、你“不正常”……再說回南京的小夥子，這既不是交通事故現場，也不是暴力犯罪現場，保護它有多大意義呢？但反過來講，不能怪孩子想多了，這麼想是有理由的，時代給了他依據和經驗。同樣在南京，一個叫彭宇的青年不就因為扶了把跌倒的老奶奶，結果官司纏身了嗎？這樣的官司無論輸贏，無論法律是否支持實體正義，都會讓社會在道德上輸光，這是個很惡劣的社會示範，不知兩位小夥子是否就接受了這種示範。
很多時候，我們不乏道德衝動，但多數情況下，衝動還是被製止了，就是因為環境不支持、經驗不支持。前些年，我們路過乞討者，總會彎下腰去投放點什麼，現在多匆匆而過，因為我們不想支持欺騙，連地鐵廣播都提醒旅客協助“禁止這種不文明行為”。我覺得這個社會真是問題太大了，它鼓勵我們在一切事上都要“提高警惕”“高度戒備”，戶外空氣太緊張了。
做那條新聞時，我就說，小夥子的“怕”很值得研究，它讓時代汗顏。是什麼讓一件本該輕鬆愉快完成的事變得如臨大敵、戰戰兢兢？是什麼讓道德變得不再輕盈，被綁上了法律的鉛錠？道德為何飛不起來？常識，常識邏輯被改變了，這很可怕。
小夥子的道德衝動讓人驚喜，小夥子的“法律意識”讓人反思。道德失陷的年代，人們隻好押注給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