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生命，反思救人失敗的原因，很有必要，我一點不反對。但有個時機問題，有個技術問題。你要把兩件事剝離開：一是奮不顧身地救人，一是如何降低風險和成本。若把兩件事綁在一起評價，那就褻瀆了高尚，誤讀了青春，辜負了常識。當理性用力過猛，或時機不對，就成了失明的理性。
需要理性，更要回到常識。尤其看到冷漠的撈屍隊出現在同一條長江上時，我真覺得船上的才是僵屍，水下的才是生命。我也再次感受到那個跳下去的動作——它的分量和價值，它毋庸置疑的正確！
一群生命，用身體告訴了我一個事實：常識還活著，這世間還有青春。
12、我們的工具箱被盜了
問：您前麵提到了，重建精神家園，除了愛和道德資源，生活空間和社會環境尤其重要，我們通常認為，法律是社會空間的支柱，您怎樣看待法律和製度於當下的意義？
答：對於當代，每個人都有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那是一種丟了貴重東西的表情。那麼，我們究竟缺失什麼？丟了什麼？最想找回什麼？
如果用一個詞，我想說是“秩序”。生活的安定、精神的舒適、人際的暖意、世間和諧，都來自這個秩序。痛心，痛的正是失序。
在我看來，有兩個秩序：一個是體內，一個是體外。體內秩序，就是心靈秩序，即精神家園的核心內容。體外秩序，即我們的生存空間和製度環境，法律乃其核心。如此，我們麵前就擺著兩樣最醒目的東西：道德和法律。大家痛心疾首，一定是這兩樣都有麻煩。
法律的意義不必說，現代國家的旗幟就是法。而且，我們當下對法的饑餓感和急迫感都是空前的，像一個乞丐，饑腸轆轆，兩眼發綠，恨不得一把全抓來、全吞下去。在民眾乃至權力看來，法似乎是最大甚至唯一的稻草，似乎有了它，其他即源源而來。
在我看來，法其實不意味著糧食，它是掃帚，打掃庭院、清理垃圾、規整亂物，是建立和維係地麵秩序用的。而道德，才是吃進去的糧食，才是作用於心、滋養身體的能量。若一個人吃飽了，精神飽滿，手裏又握一把高效而有力的掃帚，那他的家園前景就樂觀了。
問：您的意思是法製不是全能的，必須和道德結合起來才有威力？
答：我是主張法製、信仰道德的人。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把“信仰”二字給了道德。這也是我近年的一個轉變。
顯然，我們的製度和法律體係不完備，缺失項和漏洞很多，法製——這把鐵掃帚遠未鑄好。但你真以為鑄好了就萬事大吉、芝麻開門了嗎？製度實踐和司法履行其實比文本的完善艱巨得多、漫長得多。
比如說法律的出台，我們現在每天都有新的法令、指導意見、辦法、條例、試行條例、地方法規出來，目不暇接，技術細節上也不斷追加補丁，但它們被嚴格、高效執行了嗎？百姓喊冤投訴怎麼先想到媒體？當公權力和職業操守不被信任的時候，當人情、利益、權力和關係資本充斥司法現場，甚至一些執法者即枉法者和舞弊者時，那這堆法律就是虛擬的，就是泡沫。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第一掩體，一個人隻有信任法律才會有安全感。我覺得人人自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何以法律的信用被消解到這地步？為增添法庭的神聖感，我們效仿西方，增加了宣誓、法袍、法槌等符號和儀式，可這種裝修有效嗎？我們沒有上帝，沒有敬畏，即使你以手捂胸對天發誓也沒人信，你自己也不信。也就是說，我們靈魂的“內環境”並不支持這種“外環境”，飾物過多反顯滑稽，還不如過去“人民專政”的裝束更威嚴、更凜然，至少有莊重感罷。
康德說：“有兩樣東西，對它們的凝視愈深沉，在我內心喚起的敬畏和讚歎就愈強烈，它們是天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我們的內心空空蕩蕩，既沒有康德的道德律，也沒有類似的東西。
當然，若投優先票，我還是投給製度和法律，因為這是最硬的設施、最眼前的操作，而道德和精神家園，那是多少年的修行啊，遠水解不了近渴，急也沒用。道德失陷可以是短短十幾年的事，而修複至少要幾代人。
但麵對這個時代，最讓我焦慮的，並非製度項的缺失和糟糕的司法實踐，我的注意力還在軟件上。這是個過分膜拜法律的時代，我們對工具理性過於依賴和迷信。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守門員，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和堤壩，是矛盾激化後最後登場的一道程序，它是剛性的、硬質的、冰冷的，一是一，二是二，人常說“法律無情”“法律不相信眼淚”，它確是閃著寒光的利器，人不也常說“拿起法律武器”嗎？其實我們更應看到，在矛盾抵達這個程序之前，實際上有很多可做之事，比如可用道德方式來緩衝、通融、消解。除了惡性暴力事件，一個日常矛盾，從發生到尖銳、膠著、激酣直至對簿公堂，其實是條很長的路，途中充滿種種可能，有很多彈性的、人性的、溫暖的解決辦法，但我們往往都拋開了，什麼謙和、友善、妥協、寬容、諒解、舍棄、許諾……統統不要，一下子直奔法律，撲向終點。你會發現，如今國人常掛嘴邊的話是“咱們法庭見”“有本事你告我去”，其實都是在揮霍對法律的熱情，似乎這個社會越來越法治了，你看大家法律意識多強，動不動就用法律保護自己，都決心把這事托付給法律。但在我看來，對法律熱情最高的時候，恰恰是道德最無能的時候；法律的強勢表現，恰證明了道德的虛弱和頹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