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道德動員方式，《感動中國》顯然低效，不達標。作為一檔電視節目，它包含價值誤區，但並不構成價值災害。你可以憐憫它，批評它，但也別欺負它，用不著討伐。
中國式的表彰文化，實屬無奈之舉。從1949年到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榜和道德動員就是靠樹典型、頌英雄、學模範來維係的，從王進喜、雷鋒到朱伯儒、張海迪，這是體製的習慣動作，也顯現了全部精神家當。你說起作用了嗎，起了點，隻是日漸虛弱和式微，而現在更多是藥物性依賴，離不開了。所以，我同情它，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點辦法。
私下，我也和相關朋友說：《感動中國》可以搞，民間那些人性的閃光，值得被描述和傳播，尤其在這個道德冰河時代。但價值觀上要改一改，名稱、理念、邏輯、語境、姿態都要改，權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要純淨、平實、正常一些，去明星化、去榜樣化，讓事物恢複它的本來麵目。
問：插一句，您覺得好的表彰，或者說正常的表彰應是個什麼樣子？
答：就是我剛才那句話：讓事物恢複它的本來麵目。
把它送回去，送到原來的位置上去。不要抬轎子，不要用“頌”體，老實一點，別浮飄，別用“中國”這樣的大詞。表彰本身沒有原罪，尤其我們這樣一個無神論國家，表彰有它的社會功能，關鍵看表彰什麼、怎樣表彰。好的表彰，應是在表彰一個人的時候，所有的生命同類都感到被表彰了，大家在分享，在傳遞這人性的光輝和美，像陽光靜靜照在每個人臉上……
其實，《感動中國》和大大小小的“事跡教育”，給我們的啟示是：如何建立中國社會的信仰資源和深層的精神家園？也就是你前麵問到的那個問題。這是值得幾代中國人去思考和建設的，應借用傳統文化、宗教倫理、道德哲學、心靈美學、現代理性等資源。其中，政府的表現尤為重要，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動員這樣的事，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法的精神、權力的清潔、製度和規則的完善，這對營造健康的社會空間最為關鍵。土壤改良了，才能長出好莊稼，其形體才端莊，愛和善的顆粒才飽滿。
另外，從曆史和世界範圍看，道德危機，應負最大責任的是政治。一是它沒有奠定好的製度和空間環境，引發了既有道德資源的流失；二是它沒有起到好的示範，權力率先腐敗並引發了民心腐敗，製定規則卻破壞規則——沒有比這危害更大的了。
11、常識還活著，世間還有青春
問：前段時間我看又有一個榜樣出來了，武漢長江上救人的大學生，那種救人方式引起了很大爭議，很多人覺得是一種不理性，不該鼓勵這種做法。同時，媒體還披露了見死不救的旁觀者和利欲熏心、高價撈屍的船主。您怎麼看？
答：這條新聞我們欄目做了，所以我清楚此事。我的個人立場很明確：這是讓我感動的一群孩子，我心裏向他們致敬，我看到了青春的美麗、未泯的常識。我很想讚美他們，但不會把他們當成英雄，他們是我心目中正常的青年，他們複活了一條“不能見死不救”的常識……這比英雄令我欣慰。
事後，有人揮舞著理性質疑，有人大聲呼籲表彰。我願意質疑，但我不質疑青春的“魯莽”，我質疑的是前者的質疑，是這條江的安全防護和救助係統，是政府的職能。我同意表彰，但更關注表彰的內容和方向，是表彰他們的“非凡”還是“正常”？是召喚“常識”還是召喚“英雄”？是表彰“烈士”還是表彰“健康的生命”？是權力的表彰還是民意的表彰？我不僅同意表彰，我還支持隆重的表彰，因為在備受質疑和不公正評價後，再讓它無聲無息地過去，我覺得不妥，要追加一份榮譽，這樣才公允。
他們很優秀，那份不假思索的“衝動”很優秀。他們不魯莽，他們已顯示了瞬間的機智，考慮到了救人的技術。
這群孩子，我特別留意其年齡和身份。他們是從校園來到江邊的，接受的還是一種理想主義教育，身上還流淌著青春和青澀，之所以不猶豫地跳下去——這個動作的發生，我覺得就是那股青春和青澀在起作用，若再過10年我料想他不會做，因為對此事的風險他會做很多評估，評估到最後就是不做，別人去做我也會鼓掌，也會感動，也會流淚，但都是寄望於別人或更有力量的人，而自己不做。
當年全國上下反思“賴寧”並一致同意不支持未成年人“見義勇為”的時候，我也同意，我也加入了理性陣營。但過了些年，我突然覺得社會正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極端，我們用聰明剝奪了常識，用理性掩埋冷漠和麻木，良心變成一碗堅硬的稀粥，我難以下咽。何況，此事在主體和細節上都遠離“賴寧”。
我覺得這群孩子之所以去做，並非受了什麼精神的驅動，很可能就是一股衝動、一種本能，一條從書本中得來尚未丟掉的常識：見危不能不救！不能袖手旁觀！大凡危急下的勇敢，少有深思熟慮的，都是激情和血性使然，這恰是人身上最有希望的東西，若連這個都沒了，人性就麻煩了。我前麵話題中說人性是複雜的，充滿多元成分和對立元素，有自私也有慷慨，有恐懼也有無畏，我希望這兩樣都有，配齊了才叫健全，若隻剩下一項單極，那一定是惡性的。如今的知識人和批評家，往往思想力很強，但行動力太弱。包括我在內，都有這個問題。我們溺於思想，行為上很少付出，更不做“出格”和“危險”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