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新聞，每逢個體悲劇發生，比如雲南馬加爵案、上海楊佳案、北科大學生搶銀行案……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一部電視劇的名字：《我本善良》。我都在想，一個人心中愛的能量是怎樣一點點流失，然後向對立麵惡性轉化的？在善良出走之前，在愛的儲蓄將盡、被宣布貶值前，我們這個生存共同體有多少事可做——應該做、必須做——而沒做啊！
10、《感動中國》：低效的道德動員
問：在很多國家，都沒發生過諸如“感動德國”“感動俄羅斯”“感動美國”這樣的道德評選，今天我看到《感動中國》又在投票了，您怎麼看？
答：《感動中國》的理念和邏輯沿襲了傳統的表彰文化，但它在技術上有突破和改進。它用了“感動”一詞，這個詞相對溫和、平民化、人性化，不“左”；但後麵的詞又出了問題，“中國”，這麼大的詞，和960萬平方公裏一樣大，又露出了“我代表人民”的政治自負和高端姿態，又“左”回去了。未經授權，你怎麼能覆蓋那麼多人頭呢？怎麼能租用那麼多同胞的感情呢？
這檔節目我參與過，有一屆曾邀我為人物短片寫評語，所以我認真打量過它。從技術角度講，這是個不錯的欄目，尤其它的早期，還相對純粹。但即便節目是成功的，於社會也是個悲哀，因為道德的收視率和知名度越高，越證明中國處於道德最貧困之時。弘揚道德即讓道德陷入尷尬，當一個時代需要大張旗鼓地托舉道德、把有限的道德個案視若民族瑰寶的時候，也就很可憐了，先不說對不對，而是可憐。許多很尋常的小事，比如伺候老人、勤工儉學照顧妹妹、欠債還錢，竟然驚動了國家……人物本身沒錯，值得尊重，但那個表彰錯了，它把一件樸素的事詮釋錯了、注解錯了，把正常給隆重地異常了。這說明什麼？說明道德已成我們最稀缺、最緊俏的資源。在歐美和澳洲，每個人都會去做義工、做慈善，一生去做，沒有誰悄悄統計你、拍攝你、事後表彰你，因為做好事是信仰驅動和自我選擇，你本來就是心靈和精神的受益者，你已得到了該得到的。除了上帝留意你，沒人留意，更何況也沒有這種由國家宣傳機器擔綱的表彰係統。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樣化，咱們相反，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會心髒。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幾乎把家底都捐了，也沒人表彰他，甚至議論都很少，因為他做的事每個人都在做，區別隻是數目。為什麼我們需要事跡教育呢？沒別的東西，窮啊，就靠它了。一個中國人做好事，若這件事始終被埋沒，甚至被誤解的話，那他就會做價值重估，想這樣做值不值當。記得我小時候，小學幾年級吧，就幹過一件事，先把一枚硬幣偷偷扔地上，然後當夥伴的麵撿起來，從而完成一次眾目睽睽下的“拾金不昧”，攢積分評三好學生啊。
另外，道德評獎本身也是滑稽的，對道德你怎麼能評價它的量級呢？怎麼能分出大小呢？純粹的道德一定是樸素的，默默無聞的，是拒絕這樣一個價值評估體係的。近年來，各地效仿央視，紛紛出台“感動城市”（城市有級別，推手有級別，事跡也隨之有了級別），很多大中小學還搞起了“道德銀行”“道德檔案”“道德學曆”……其實都在印證一個眼前的悲劇，即道德的大潰敗、大缺失，情急之下，各種失態和變形的動作就出籠了。
假如你問我央視這台秀是不是完全錯了、毫無意義，我覺得不是，它終究會被淘汰，但不是現在，時機不對。其實它算“應運而生”，它和中國現實是匹配的，除了符號意義，它也有部分積極的社會意義。在一個沒有信仰和宗教傳統的國家，怎麼才能締結道德資源呢？有限的道德資源又怎麼流通？我們有個現成的工具：權力表彰！古代帝王用，鄉紳社會用，1949年後用得更頻繁更順手。中國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賴一種強大的社會示範和榜樣力量了，比如拾金不昧、欠債還錢，除了表彰，我們沒別的手段以證明你是對的、你這樣做生活會答謝你、命運會回報你，當眾人都在好奇地觀望做好人的結果時，表彰的出場，尤其權力做推手的表彰就顯得極重要，它既能回答和命運道路相關的疑問，更激勵你的今後、策動周圍的效仿……尤其實用主義的當下，這種演示更加有效，比如一個人入選了《感動中國》，按世俗遊戲原理，這個人的生活將就此改變，作為道德明星，他會贏得很多社會回報：知名度、羨慕和尊重、職業機遇、地方政府的眷顧和優待，甚有委員代表之類的頭銜……若不出意外，他可享受幾十年有形無形的“不平凡”——這就給社會輸送一個信息：好人不白做！好人有好報！好人一生平安！這些民間俚語和口頭禪才真正顯示了因果力量。別小看這些句子，幾千年來，它們可是深受迷信的命運公式，若公式失靈、大麵積不成立了，大家就會集體投靠另一方，沿反向邏輯滑下去。為德者申請一份殊遇，對“善惡有報”的國人心理來說，也算一種應驗和撫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