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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將盜墓行為列為“大惡”，多數朝代政權製定的法律都將盜墓罪定為死罪，最輕微的處罰也要流配邊疆。即使是當代法律，也規定了盜掘古墓者要被處以嚴厲的刑事處罰。然而，法律的嚴格抵製並未阻止盜墓者的盜掘行為，自古以來盜墓行為屢禁不止。究竟是什麼讓盜墓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讓我們走進盜墓者的內心世界，探尋其盜墓的動機。
單純的利益驅使：盜取財富
魏晉著名文學家、醫學家皇甫謐曾說過：“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正是墓葬中豐厚的隨葬品，刺激了盜墓者斂取財富的欲望，使得他們無視法律的嚴厲製裁、傳統道德的無情唾棄，走上了發掘古墓之路。三米三花三在三線三書三庫三h
盜掘古墓獲利之大簡直超乎人們想象，個人的盜掘行為固然能令人一夜暴富，軍事集團發掘古墓所斂財物甚至可以支撐一個政權的開支、維持一場戰爭。三國時曹操設立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等職位，專門負責發掘墓葬，搜尋財富，有了經濟基礎，曹操軍事集團才得以迅速崛起。五代時著名盜墓賊溫韜幾乎掘遍唐關中十八陵，由此維持了他作為節度使的巨大軍事開銷。盜墓之利由此可窺一斑。
仿佛是為了支持“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的說法，盜墓者們也未因墓葬規模小、所藏隨葬品不多便輕易放棄。在盜墓瘋狂盛行的年代，大墓被盜一空，小型平民墓葬也難逃一劫，即使隻有隨身衣物，也被盜墓者席卷而去。東漢王充《論衡》中提到“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說明挖平民墓葬盜取衣物的事情在當時司空見慣。看來古人所說的“古今未有不發之墓”的說法絕非空穴來風，在巨大利益的驅使下，盜墓者們摒棄了一切道義與恐懼，鋌而走險、唯利是圖。
鞭屍挫骨以泄憤恨：報複
墓葬是人們死後靈魂與肉體的永恒歸宿，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很看重喪葬，對一個人最大的不敬，莫過於挖其墳墓，對一個人最大的侮辱，也莫過於鞭屍挫骨。因此，在古代，發掘仇人墳墓，對其屍體進行侮辱，是一種極端而又常見的複仇泄憤手段。
漢獻帝初平元年（196），董卓進入長安，自封丞相，大權獨攬，對以往故人睚眥必報。大將軍何進的弟弟何苗曾與董卓有仇，此時何苗已經被人殺死，董卓仍沒放過他，史書記載董卓“發何苗棺，出其屍，枝解節棄於道邊”，以泄當年之仇怨。
十六國時期，北方的前燕與趙國臨近，常年征戰不休。一次，前燕國主慕容夢到趙國國主石季龍咬齧他的屍骨，一怒之下下令將早已死去的石季龍墳墓挖開，將之鞭屍並棄屍於漳水。
威加海內降罪死者：政治打擊開棺戮屍不僅是對死者的極大侮辱，而且對被戮屍者的親人也有很大的打擊。開棺戮屍常常作為一種政治打擊手段，運用在鬥得你死我活的政敵之間。
十六國時期，前燕第一位王慕容於鹹康九年（341）攻打高句麗。當時，高句麗位於今朝鮮半島，都城設在丸都（今平壤）。前燕與高句麗連年征戰，高句麗屢敗於前燕。是役，前燕出兵四萬，大將慕容翰與高句麗王釗大戰，結果前燕大勝，乘勝追擊，直搗黃龍，高句麗王釗單騎出逃。慕容沒能俘虜高句麗王釗，為了徹底挫敗敵方銳氣，他發掘了前代高句麗王利的墳墓，將其枯骨帶回燕國。高句麗無奈，隻得向前燕稱臣納貢，才在第二年換回了王利的屍體。此舉極大地打擊了高句麗，從此高句麗一蹶不振，再也不能與前燕國抗衡。
開棺戮屍不僅可以打擊軍事上的敵人，在某些時候也能打擊政治對手。唐代睿宗李旦第二次即位成為皇帝的時候，是在朝廷鏟除韋氏，平定外戚之亂之後。為了徹底肅清朝堂上的外戚勢力，並以此為鑒杜絕今後外戚的發展，唐睿宗對有罪的外戚進行了夷墓、斬棺、戮屍等嚴厲的懲罰。武三思是武則天時代之後繼續幹權亂政的武氏家族成員，中宗景龍元年（707），當時的太子李重俊誅殺了武三思父子。據《舊唐書》記載：“及睿宗李旦繼位，下令掘武三思父子之墓，開棺暴屍，夷平墳墓。”武三思的族弟武攸暨雖然一生遠離政治權力中心，但其妻太平公主因作亂被賜死，其時已死的武攸暨也受到牽連，被平毀墳墓。唐中宗時期勢力最大的外戚當屬皇後韋氏一族，韋氏被誅殺後，她的族人也自然不能幸免。睿宗下令將韋氏的父親韋玄貞、堂兄韋洵的墳墓夷平。唐睿宗通過這些看似殘忍有失大度的方式，懲罰了唐中宗時期專權亂政的外戚，並徹底杜絕了之前唐代數十年外戚亂政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