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謊言與後現代世界
真相往往隱而不宣，它遊蕩於毫不相幹的事件表麵之下。你可以孤立地看待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畢加索的《亞威農少女》與1914年的世界大戰，更可以將它們視作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這些看似相去甚遠的事件都暗示了舊世界的崩潰。同樣，該如何理解互聯網大蕭條、“9·11”悲劇、安然破產、天主教危機、中東衝突、克隆技術與剛剛結束的2002年世界杯？它們令人眼花繚亂，卻直指同樣的方向——不確定性。
單純地將足球視為體育遊戲，就像僅僅把戰爭看成士兵的搏鬥一樣幼稚。當塞內加爾在足球場上戰勝法國時，你無法忽略前者曾是後者的殖民地；當阿根廷與英格蘭相逢時，除了世界杯賽場上的多年恩怨，還讓人想起了馬島戰爭；在中國人眼中，進入決賽圈與加入ＷＴＯ同等關鍵，都是中國崛起的象征；韓國的手段令人不快，心情卻可以理解，超越日本的欲望已困擾了他們很多年。在討論了多年“歐洲為什麼領先”之後，亞洲開始談及“西方的沒落”。你能理解塞內加爾總統的興奮與希拉克、布萊爾在電視機前的不安嗎？
安然與安達信的高級管理人員欺騙了美國證監會和幾十萬股票投資者，動搖了商業世界的信心；2％的牧師因為自己的醜陋行徑將宗教傳統推入困境；而當全世界一半人的眼睛瞄向足球賽場時，公開的舞弊發生了。盡管我們對於深諳“馬基雅維利精神”的布拉特領導的國際足聯已做好最壞的準備，其惡劣程度仍超越想象。我們還能夠相信誰？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非政府組織之一的國際足聯早已超越了體育的範疇。意大利小說家埃貝托·艾柯在1978年即將舉辦的世界杯視作對抗“恐怖主義”、“戰爭”的力量，後兩者使不同民族處於敵對狀態，破壞了統一世界的形成，導致混亂與無政府狀態，而世界杯則強化了國家間的交流，促成了一致的全球心理與文化的形成。經曆了“9·11”創傷的世界，如今依舊麵臨“基地”組織不間斷的騷擾；本·拉登的錄影帶繼續深化著阿拉伯與外部世界的隔閡；非洲難以治愈的疾病掩蓋了全球化的光彩。人們希望在世界杯中尋找到某種安慰，卻最終發現這裏包圍著義憤與不信任，就像西班牙與意大利媒體所說的：“這是光天化日下的搶劫”。
正如畢加索用《格爾尼卡》對即將到來的大戰進行了試探，雙子塔的倒塌與世界杯最終成為今日世界的巨大隱喻。在過去的時間裏，我們看到一場記錄轉型時刻的混亂戲劇，它包含了激情、腐敗、戰爭、憤怒、迷惘、痛苦種種情感，也體現了兩種不同的世界體係的彼此重疊與相互影響。但冷靜思考之後，在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背後是一個連貫的傳統，它讓我們在憂懼新世界的不確定感的同時，仍能觸摸到內在的穩定性。
如你所見，世界杯賽場依舊是各民族國家的舞台，文化與地理界限依然是最好的身份標誌。在很多時刻，人們需要通過戰勝另一些人來確認身份，體育是戰爭的替代品，而對落後國家而言，體育像宗教一樣揮發著某種美妙的自我安慰（或欺騙）的效果，至少在獲勝那一刻，他們體驗到從未有過的快感。在這種意義上2002年世界杯相似於1955年的萬隆會議，落後國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站起來”的自豪感，盡管它可能僅僅是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