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喬治·布什１９９１年因海灣戰爭的勝利而誌得意滿地宣稱重建世界新秩序時，新秩序其實已經開始，它不是布什所幻想的單極世界，也非其他大國所堅持的多極世界，而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當２０世紀後半葉的哲學家、藝術家忙於進行後現代理論實踐時，宣稱以即興、不確定感、非理性取代穩定的文化結構時，政治領域的變革也同樣進行。正如傑克·斯特勞所說，在後現代國家體係中，我們已無法嚴格區分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界限了。流傳在英國街頭的９０％的毒品來自於阿富汗，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中國人與美國人同樣在世界貿易大樓中喪生，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通過ＣＮＮ觀看令人心悸的“９·１１”慘劇，分享同樣的震驚與悲傷。
從未經曆過重大事件的新一代世界領導人，如今被推向了一個曆史性的角色，布什變得沉默了，布萊爾依舊雄辯滔滔，普京正在學習駕馭一個往日帝國的轉型，施羅德勇敢起來，穆沙拉夫半推半就地強硬起來，他們因為一個共同的對手本·拉登而變得團結與成熟起來，盡管他們之間依舊存在著爭執。他們應該了解，不管本·拉登還是阿富汗問題，都僅僅是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第一步。在後現代政治體係中，國家與各國人民彼此間的依賴度前所未有地提高。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萊特所說，“９·１１”悲劇已經形象的說明，我們正在玩一個“非零合”遊戲，要麼我們都成為贏家，要麼都成為失敗者。正是阿富汗的戰亂使得本·拉登有了藏身之所，也同樣，我們不再可以對剛果的種族仇殺視而不見。
我們要致力於一個全球性繁榮與和平的行動。這聽起來像是托馬斯·莫爾的理想國。但這確是我們惟一的選擇，在愈發不確定的年代，人民就愈渴望穩定感。某種程度上來講，政治家們必須重拾某種威爾遜主義，透過更廣泛的集體行動與國際組織，依照共同的法規進行協商，並毫不鬆懈地幫助落後地區進入現代化，扼製政策已屬於被拋棄時代的概念。
我們不可能獲得永世繁榮與和平，卻可能將之盡可能延長。曆史在新一代政治領袖麵前已放置了很多的範例，他們可以學習１８１５年的梅特涅一代，利用自己的高瞻遠矚甚至大膽逆轉潮流，從而為歐洲世界贏得將近１００年的和平；他們也可以如勞合·喬治與克裏孟梭在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會上的所作所為，為了短期的利益，而將德國逼上絕路，２０年之後，他們引來更恐怖的報複……
僅有理想的政治是危險的，而沒有理想的政治則一錢不值。身處巨變時期的政治領袖，更是如此。這需要他們既通曉曆史，又不拘泥於傳統，既謹慎又果敢。對於他們，惟一可做安慰的是西班牙諺語：“旅人啊，前頭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