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秩序，我們了解什麼？
我們是否正身處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全世界的領袖們正致力於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塔利班政權如離弦之箭的潰敗速度，暴露了阿富汗重建工作的緩慢與脆弱。這塊幾乎是不毛之地的中亞國家，如今展開了一場令人驚歎的政治實驗，從遙遠的美國、英國、德國，到近鄰俄羅斯、巴基斯坦、中國、伊朗、印度都屏住呼吸，不懈地討價還價——新國家不僅要考慮到飽經戰亂的阿富汗民眾意見，更要符合鄰國與整個世界環境的意向。
“阿富汗是第一個後現代國家”，英國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2002年１０月２２日在倫敦國際戰略研究學會的演講中稱，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後現代國家的國際政治體係，“政府不僅代表民意，它同樣需要其鄰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這或許是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國際政治領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前者確定了近代民族國家體係，在這種體係中，每個民族國家追逐“國家利益最大化”，支配近代外交格局的“均勢觀念”（BａｌａｎｃｅｏｆPｏｗｅｒSｙｓｔｅｍ），正是強調幾個大國間保持結構上的平衡，便能帶來相對的穩定與和平。
在戰爭中成熟起來的新一代大國領袖布什、布萊爾、普京、施羅德們猛然發現，在這場戰爭中，貧弱的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的聲音至少與他們一樣值得傾聽。不錯，本·拉登與奧馬爾並沒有像人們最初猜想的那樣堅不可摧，但是在這場不均衡的戰爭過後，如何建立一個更穩定的世界秩序，卻不留情地開始考驗他們的想象力了。
老一代政治學家似乎正在變得失語，亨利·基辛格在第一時間稱這是“文明對邪惡的戰爭”，但是他一直強調的均勢外交理念能夠確立中國、美國與前蘇聯在１９７２年達成製衡關係，卻無法解釋４７歲的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的無國籍、無國界戰爭。
在接受《紐約時報》雜誌專訪時，薩繆爾·亨廷頓矢口否認這是文明的衝突，盡管其發表於１９９３年的文章《即將到來的文明衝突》在一開始就被普遍視作這場悲劇的預言書。同時，福山繼續以其不容質疑的語氣在《華爾街日報》社論版上強調其論調“曆史仍然處於終結”，西方製度“最終在全世界內大獲全勝”，但顯然，這種論調已沒有１０年前那樣受歡迎。隨著戰爭在技術環節上的結束，我們發現非均衡感與不確定性，而非“文明的衝突”是這場悲劇的主要特性。在線雜誌《石板》稱，是羅伯特·庫柏１９９７年所著《後現代國家及世界秩序》，而非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才是解釋“9·11”事件的關鍵線索。羅伯特·庫柏已被任命為調節阿富汗問題的英國特使，而傑克·斯特勞１０月２２日的講演正是以其著作為理論基礎。在羅伯特·庫柏看來，當１８１４年奧地利首相梅特涅、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俄國沙皇亞曆山大、法國國王路易十八、普魯士代表哈登堡齊集維也納，共商後拿破侖時代歐洲局勢時，他們知道，隻要這幾個主要國家確保彼此的力量平衡，不使一方過於強大或弱小，便可長保和平。在這種現代國家理念背後是，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哲學信條，整個宇宙包括政治領域，是依據理性原則運行。他們會彼此達成平衡，正仿若亞當·斯密所言“看不見的手”的支配。
當世界首腦們聚集起來為阿富汗的未來而協商時，他們必須了解，支持從梅特涅到基辛格幾代政治家們的均衡信念已經崩潰，正如牛頓的穩定機械世界觀念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取代。對於１９８９年柏林牆的倒塌，羅伯特·庫柏說那不是曆史的終結，而是後現代國家體係的開始。世界格局最先由歐洲大國們主宰，接著加入了美國，接著是亞洲覺醒，更接著是擁有軍事武裝的非政府組織，技術的進步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可能被個人所擁有，在全球的政治棋盤上，最初的幾個控製點被迅速擴大至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每一個都可能破壞整體的均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