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中國消費猜想 削減政府管理支出是為社會節約
在進行這一環節的討論之前，我們不妨先看一個小故事。
1964年，英國醫生約翰·亨特給內務部醫療顧問寫信：“我這裏有一名長期痔瘡患者，曾經是英國駐奧地利以及日本的大使。回到本國以後，他的病情不斷惡化。這全都歸罪於政府公務部門提供的廁紙，硬得像稻稈一樣。”
英國財政部對約翰·亨特的答複是：“你的建議不予采納，若將現用的硬廁紙改為柔軟紙，一年要多支出13萬英鎊，這是浪費納稅人的錢。1969年，財政部的女員工提出相同的請求，提議很快被再度否決。事情一直拖到1981年，柔軟廁紙才得以在英國政府部門的廁所內出現。”
這則小故事是曾經登載於《上海證券報》上的報道，之所以將它記錄在這裏，是因為它對我們這一環節的討論，有著頗為耐人尋味的意義。
一個小小的廁紙問題，竟然要堅持17年的時間才得到解決，倘若換在中國的政府部門中，這樣的故事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笑話。然而，正是這種態度上的差別，才決定了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已經成為了戕害國計民生的重大禍患。
在2007年3月12日所進行的一次政協會議中，全國政協委員馮培恩指出，從1986到2005年的十年時間裏，我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累計增長達到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長，卻隻有14.6倍。
經濟增長快，而政府的支出增長更快，在這樣的數字背後，隱藏的是行政管理費用超常規增長，暴露出嚴重的浪費現象。
即使在其他領域，這種浪費現象同樣尖銳地存在著。
據《光明日報》的一則報道，北京市曾經對全市48家市、區政府機構2004年的能源消費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48家政府機關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電量分別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機構的人均年用電量最高值達到9402千瓦時，相當於北京居民488千瓦時的19倍。
我們無需對這些數字做出更多評論，隻需要稍作了解，便可以就此得出感性認識——削減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其意義相當於為社會節約出更多的資金。
對於這一點，國家管理者也存在著同樣的認識，我們可以看到，在政府的長期規劃當中，就存在著建立節約型政府這一課題，具體為通過采取法律、經濟和行政等綜合性措施，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將政府的資源消耗維持在最低水平上，並努力以最低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事實上，關於這一點的正確性，古人早就為我們提供了啟示。
早在西漢時期，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之上，來自民間的儒家知識分子就提出：根治腐敗與浪費出現的最好辦法，莫過於最大程度地對行政體係進行壓縮，由盡量少的部門來完成對全社會的管理，這種精簡模式的管理目的隻有一個——通過控製人員規模節約行政開支，形成既廉潔而又廉價的政府，為民眾提供高效率的優質服務。
反過來，對於民眾而言，政府在進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所花費的各種費用，每一分錢都抽取自民間資源，因此花費越少就越是理想，而這些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的減少，則意味著有更多資金可用於民生方麵的投入。
關於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我們在前麵已經給予了總結——預算不嚴格，監督力量不足。而想要對其進行改善，就必須要強化預算製度的約束能力，加強包括媒體監督、民眾問責在內的社會監督力量，促使政府將不必要的開支壓縮到最低程度，在節約社會資源方麵做出表率，唯此，才能夠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在提供優質、充足的公共產品領域，消除公眾的後顧之憂，為拉動內需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