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這樣的情形來看，如此高昂的社保繳費標準，實際上已經對中國經濟實現拉動內需，促進消費造成了阻礙。
除掉社保繳費標準過高之外，社保資金使用效率之低，也同樣讓人無法保持平靜。
從2001年至2005年，全國社保基金的年收益率分別為2.25%、2.75%、2.71%、3.32%、3.12%，隻有在06年與07年股市持續上漲的趨勢下，才實現了間接的增長，其實際的經營效果實在不容樂觀。
在2008年，這一數字更是再創新低，根據國家審計署在中國社會保障論壇第三屆年會上透露的信息顯示，08年中國五大社保基金②的年平均收益率尚不足2%，其安全風險十分巨大，甚至有可能出現貶值。
從社保資金低效運行上不難看出，中國社保五大基金的資金大部分都未能實現真正使用和增值利用，其中的絕大部分都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更有甚者，一些地區的財政部門，還將這些資金挪作他用，著名的上海社保基金案，正是這一現象的最好注腳。
一方麵是利用不善甚至挪用，一方麵卻又是社保繳費標準的不斷提升、征收強度的不斷加大，那麼我們不禁要質疑，類似於這樣的現狀，究竟是保障了民生，還是假借保障民生之名，行侵害民生之實？
當社保體係建設不斷從社會中過度汲取資金，使得社會民眾的消費能力持續下降的時候，其結果是遏製了國內需求而非擴大。
除掉這個問題之外，社會保障體係的欠缺公平，同樣也使得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有流於形式的趨勢。
在中國，有限的公共保障、社會服務產品在分享上麵的不公平性，是顯而易見的，而這種現象的存在，也造成了相關公共產品供應結構性嚴重不足的問題。我們僅以醫療為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全貌如何。
根據衛生部所提供的統計數字表明：中國政府過去所投入的醫療費用盡管數額巨大，但在這樣巨大的數額中，卻有80%的部分，是專門為850萬各級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而把另外一組數字結合起來看，就更能得出欠缺公平的結論。
根據監察部、人事部的統計顯示，在全國各級的黨政部門中，約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病假、病休，其中約有超過20%的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僅僅是為了支付這些費用，政府開支就要提供500億元之巨。
當這樣的情勢長期存在的時候，無疑是對社會保障體係建設的巨大阻礙。
由此，我們便得出了相應的結論，假如政府希望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係，來形成中國民眾敢於消費的氛圍，那麼就勢必要對以上問題做出合理判斷並加以解決。最首要的問題便是將過高的繳費標準予以下調；其次是及早讓社保基金產生增值效應，為此可以建立專門的社保基金法律規範，加強對社保基金的管理與監督。
誠如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所言：“沒有公平的效率，對社會的貢獻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負麵作用越大；而沒有效率的公平，是沒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內在關係也呈反比，即越講公平，效率越低。”正是鑒於這樣的原因，我們才如此執著於社保這一話題，假如這樣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那麼所謂的社保體係建設，對於便很難對保障民生產生什麼實際效果，更遑論促進消費，擴大內需這樣的遠景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