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中國消費猜想 減稅是放開民間消費的第一步
看到民間消費對於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之後，我們實際上又回到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究竟應當怎樣振興民間消費？怎樣看待中國民眾的高儲蓄率、低消費現象？
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無論銀行如何降低利息，中國民眾的消費都沒有因此變大，從這一點上不難看出，任何試圖吸引民眾消費，試圖將民眾儲蓄拉動出來的行為，都不僅不能對振興消費起到任何幫助，反而會讓民眾感覺到恐慌，使問題變得更加惡化。
說到底，想要振興中國的消費，始終無法回避民眾收入這一問題。在民眾的收入中，工資、獎金、福利等屬於顯性的部分，而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麵則屬於隱形的部分。當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2000美元的時候，就標誌著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依靠其顯性收入已經將溫飽需求解決掉。隨之而來的任務則是針對於未來的生活安全問題。
從美日兩國的經驗中不難得出結論，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處於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個區間的時候，恰恰是整個國民經濟最寶貴的黃金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如果繼續以往那種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集中的經濟模式，無疑會使得經濟發展的助推力減弱，而內部損耗卻與日俱增。可以說，今日之中國已經麵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節點，在這個節點之上，隻有從根本入手，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機製，盡快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富，中國經濟才有可能實現高速度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那麼，關於這一點，究竟應當如何著手實現呢？
其實，在上一章的討論中，我們已經找到了製約中國民眾消費的原因，而在稅負、社保、政府開支這三大症結當中，首要的因素就是如何減輕中國民眾的稅收負擔。
以近兩年的趨勢來觀察，我國稅收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速，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怪異的情形呢？
答案非常簡單，GDP增速低，而稅收增速快，隻能說明我國的稅收征管水平大大提高了。
原來，在過去的時代裏，由於考慮到實際征收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使得政府在設計稅收機製的時候，實際實行的是“寬收窄征”的機製。這個“寬收窄征”是什麼意思呢？簡單說就是名義稅負高，征收稅負低，除掉那些應有的稅收優惠之外，還會在許多時候減稅、免稅，或者是不對企業避稅嚴加追究。根據一些財務專家的統計，如果能夠把當前我國稅法所確定的各種稅收全部征收上來，那麼這些稅收收入，大約能占到全國年總GDP的50%左右。
以如此鬆弛的稅收機製，尚且令許多企業難以為繼，那麼我們不妨假設，如果政府稅收實際能力再進一步提升，相信絕大多數企業的生存空間，都會被壓縮到最低程度。
從經濟宏觀方向來看，降低稅收額度，無疑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使得減負後的企業可以繼續增加投資，增加就業機會，以輻射效應讓數量更多的民眾增加收入。
即使我們拋開這些企業不論，僅僅從民眾的微觀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也可以得出我國稅收製度設計不盡合理的結論。
比如說，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在2008年3月1日修訂實施的新個人所得稅法中，將個稅免征額度由原來的1600元，提升到現在的2000元，然而盡管如此，在網上的許多論壇，仍然展開了個稅免征額過低的討論。
那麼，這樣的個稅免征額，是否真的過低呢？我們不妨來做一番比較。假如拿以目前的個稅免征額和1981年時候的額度相對比，或許我們更能清楚地看清現行個稅免征額度的不合理性。
根據數據顯示，在1981年的時候，中國職工平均工資大約為每月60元，而這一時期的免征額度為800元，大約是月工資的13.3倍，那麼，如果參照那一時期的比例，現在最合理、最可行的個人免征稅額，大概應該在26600元以上，才能夠形成對低收入階層的庇護，然而遺憾的是，這種提升並沒能夠在製度上體現出來。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個人所得稅設立的目的，就在於調節貧富差距，而過低的個稅免征額，則促使這種調節走向了反麵，成為了保護富人，傷害窮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這種調升在很大程度上，壓製了社會上中等收入者的存在，而恰恰是這一部分民眾，才是消費與提供需求的主力軍。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免征額度過低，無疑會對中國形成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不良影響，對於全社會形成一個穩固的中等收入階層同樣不利。反過來，隻有幫助中等收入階層的形成，才能夠為經濟提供一個良好的消費市場，在這一點上，國家管理者務必思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