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調節國民經濟運行的原則。
在民眾與政府達成的契約中，規定了政府在市場中必須承擔維護產權與契約權益的責任，因此，當國民經濟的運行出現巨大問題時，無疑會對公眾利益造成很大的威脅，這時政府就必須有責任出麵保護公眾利益。
在1989年，美國聯邦政府出麵組織了“信貸銀行清算公司”，原來，在整個80年代裏，美國社會信貸利率空前高漲，使得許多以信貸為主的業務資不抵債，醞釀的擠兌危機極有可能在短期內將這些銀行擊垮，從而掀起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
在這樣的情況下，“信貸銀行清算公司”作為政府的代表，出麵接管了總共747家私人銀行，負擔了4000億美元的呆壞賬，然後將其轉手賣給那些擁有雄厚資金的私人企業，在促使銀行業恢複正常之後，“信貸銀行清算公司”就此結束使命，旋即宣布結束。
由於這三大原則的存在，使得政府投資實際上呈現出這樣的性質：其一，它隻有在市場失效，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時候才會進行，其目的在於幫助市場度過難關，而非政府以盈利為目的，大舉侵並民間資本，更不應是計劃經濟的重演；其二，政府投資的領域，應當偏重於公用設施與社會基礎設施，即那些有利於打造良好投資環境的領域，其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投資應當盡量壓縮到最低程度。
那麼，既然政府投資的性質如此，我們不妨看一下，我們國內所流行的“政府投資說”，到底是否符合這一性質呢？
在這裏，很明顯的事實是，以中國現在的經濟大環境，由政府來進行投資，絕對不會像一部分學者所想象的那樣，能夠成功地拉動中國經濟。
從目前來看，中國的市場並沒有出現災難性的危機，因此由政府來進行托市的前提便不存在，而作為已經被發達國家實驗成功許多次的市場經濟，更是必須堅持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政府投資理應被縮減而非增長。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目前政府投資的領域中，盡管有許多屬於公共設施建設、社會基礎建設，但更多的則是一些具有巨大贏利空間的產業。
我們在前文在之中曾經提到過，中國政府對於產業具有極強的壟斷性，在2006年12月底由國資委所發布的文件就表明，在石化、電信等七大產業中，政府始終意圖保持著絕對壟斷的地位，而在另外九大產業中，政府也希望始終扮演著強勢角色。
從這裏可以看出，政府對於市場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一場“國進民退”運動，是轉由國家來對經濟進行經營，而非在出現市場危機時為民間市場提供援助，也就是說，這種政府投資的手段與行為，實際上是對民間資本的取代與僭越，而非給予公眾利益對私有製經濟的補充。
由此說來，在目前的條件下呼籲政府投資，呼籲由政府以經濟主體身份參與經濟活動，無疑是對市場經濟理念的否定，從前蘇聯以及中國過去的經驗來看，市場經濟才是更理性，更人性的選擇。
即使拋開這層鐵一樣的規律不談，由政府將國家財政收入直接參與經濟建設，其弊病也相當之明顯。
我們知道，從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時間裏，中國政府的財政除了85年出現了25個億的賬麵盈餘之外，其餘的29年每年都呈現出赤字形態，這裏麵的原因就是，國家在保證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同時，還要拿出相當大一部分資金來進行社會保障領域的建設，即便如此，中國社保體係的不健全，仍然為世人所共睹。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支出能力已經非常有限，如果再以政府投資的形式，大量地將資金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來，勢必意味著投入社會保障體係建設的資金將會更少，而對於改善民眾貧窮現狀來說，後者無疑是更有效的。
反過來，當社保體係遲遲難以完善的時候，勢必將導致中國民眾對未來的不預期更加恐懼，消費更加謹慎，使低收入人群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最終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抑製，遠不是政府投資所能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