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又說：“我爸轉業後也經常和戰友聚會，有一年，聚會回來，他進了家門，麵有得色。他說，那天，他走進酒店包廂門，突然有人喊口令，在場所有的人都齊刷刷站起來，立正，向他敬禮：‘首長好！您是1963年的兵，我們是1976年的兵，我們向老兵敬禮！’”
“那是我最感動的一瞬。”
我也被素素感染，想象著一群不再是兵們的老兵向更有資曆的老兵致以敬意。
素素卻歎了口氣：“那年，我和我爸一起坐火車，他和差不多年紀的陌生人聊，聊著聊著發現對方也當過兵，問清楚人家是哪一年的兵後，我爸得意地拍著他的肩膀，笑：‘新兵蛋子嘛！’”
“我爸這一輩子都覺得自己還是個兵。”
四和素素告別，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們家的老兵。
我登錄QQ，發現叔叔開通了空間。他的空間裏隻有一篇文章，還是轉的堂妹的博客。
堂妹寫道：“今天是老爸當兵三十六年的紀念日。前幾天老爸已經把關係轉到合肥幹休所，我問老爸會不會傷心。老爸說，誰還能在部隊待一輩子嘛，但我知道，老爸這輩子最得意的身份是軍人，他雖然離開了部隊，但每次看到電視裏有軍隊的鏡頭都會坐直了身體……”
我這才想起叔叔的若幹生活細節，比如堂妹提到的看到軍隊，他會坐直身體；比如這麼多年了，哪怕退休後，叔叔還堅持每天洗冷水浴——原來這些都和當兵的經曆有關。
叔叔在線時，我找他聊天。
看著他的網名“賀蘭雪”，我問他，為什麼。
叔叔說，其實在他的軍旅生涯中，條件最艱苦的是銀川。但現在日子安逸了，好幾回做夢，他卻夢到了賀蘭山，夢到還在當汽車兵，開車去給飛機加油，夢到後來當指導員，帶的那些兵。
“可惜那些人再也見不到了，”叔叔唏噓。“我叫‘賀蘭雪’，是為了紀念那段日子，也紀念失去聯係的戰友。”叔叔解釋。
我靈機一動，“叔叔，你去搜搜QQ裏的網名吧。你的戰友、你帶過的兵，他們要是上網，也許也叫‘賀蘭雪’。”
【我們總在告別人生的一個段落】
1996年，我讀高三。臨近高考，為放鬆，班裏組織了一場畢業晚會。
我們聚集在學校附近的一個舞廳，彩色球形燈在頭頂亮起，同學們一個個走上台表演節目。
一個男生說：“我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就給大家念首詩吧。”
“十幾年前，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我也許不會再見著那笑的人，但是我很感謝，他笑得真好。”
顯然，男生有備而來，朗誦完《一笑》，他向控製音樂的同學使了個眼色，瞬間，“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歌聲充斥整個房間。男生說，快要分別了，再見也許再也不見，隻希望十幾年後，大家想到彼此時，還有“一笑”般溫暖的記憶。
如果說此前我們還在嘻嘻哈哈，《送別》歌畢，我們集體沉默，進入了將要離別的傷感情境。再然後，不知誰先開始，我們漸漸哭成一片——那一天也成了我心中的畢業紀念日。
我沒和那男生說過話，畢業後，他和大多數同學，我也真的再也沒見。
後來，我在一本白話詩選中翻到《一笑》，“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如在耳邊，與之一同出現的還有與離別相關的惆悵。
這時，我在一所中學教書，但很快就要離開。兩年的朝夕相處，我和學生們從陌生到熟悉再到親密無間，如何說再見，我想了很久。
一天，上完課，我對學生們說，我要走了，並複製了高中畢業時的那一幕：“我也許不會再見著微笑的你們，但是我很感謝，你們笑得真好。”我按下錄音機的播放鍵，《送別》潺潺流出，學生們跟著我唱，“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有女生掏出紙巾按住眼睛。
過了不久，我在辦公室收拾東西，發現桌子上有一個玻璃瓶，瓶子裏裝滿五角星，每個五角星打開都是一張紙條。其中，一個孩子寫道：楊老師，真舍不得你走，道一聲再見，再見也許再也不見。
我有些難受，心中有些異樣的感覺：我們總在告別人生的某個段落，總在告別一度同行的人。
想起以上兩件往事，我正在朋友父親的葬禮現場。
滿眼是花圈、鮮花和挽聯，如果說有什麼特別，那便是來吊唁的人，大多頭發花白、風度翩翩——朋友父親是個人緣很好的科學家。
葬禮還沒開始，人們聚在走廊下。
我站在一角，聽老人們敘舊。
有人回憶，1950年代與朋友父親一起上大學時的情景；有人提起30年前曾與朋友父親合作一個項目，“七人小組，現在隻剩下我一個了”。
我對著手中的生平簡介，判斷他們曾出現在逝者的哪個人生段落；我仔細捕捉他們的語言，聽得最多的是“好久沒見”——既是和彼此，也是和逝者之間的寒暄。
哀樂起，聽司儀指揮，我和眾人魚貫而入，獻花、鞠躬、與親屬握手，剛才還聊著的老人們此刻臉色肅穆，滿眼是淚。
“張大姐！”我步出吊唁廳，見一位拄著單拐的老者向穿深藍毛衣的同齡女士招呼道。
“小李！”女士神色悲愴，此時卻又有些驚喜。
“來送送老佟。”老者道，老佟即是朋友父親。
“還能最後看老佟一眼，”女士歎息，“老齊、老江，我連送都沒送，再見就再也沒見。”
記憶的閥門被撞開，自己曾經曆的一幕幕生離與眼前的死別交錯、集聚。
這是人生嗎？
我們一再告別生命中的某個段落，告別一度同行的人，道著再見。
我們在目光中遠行，又目送他人離去，最終都等來徹底的告別，在這個世上，再也不見。
“張大姐，我送送你。”老者在我前麵，撐著拐。
“好，下次再見還不知什麼時候呢！說不定是你來‘送’我。”女士感慨道。
哭聲、哀樂在我身後繼續，“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關於人生、關於離別，我竟無端有些蒼茫感。
【擠在300路公交車上】
1993年，我初三。麵對慘不忍睹的理化成績，我主動向父母提出找個家教。
那時，家教還沒流程化，正規、專業的公司幾乎沒有。我曾在科教書店門口見過一位手長腿長的男生坐在台階上看書，他的麵前豎著一張紙牌，寫著兩個大字“家教”。
這種菜場買菜式的交易方式，我的父母是接受不了的。一日晚飯後，全家開會，爸爸、媽媽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終圈定爸爸隔壁辦公室的大學生小夏。
隔幾日是周末，小夏來我家。她個子不高，眼睛很大，雙眼皮極深，我喊她夏姐姐。此後，每周一三五的晚七點，我和夏姐姐準時見麵。
兩個小時的學習，通常四十分鍾就把問題解決了，剩下的時間她陪我做作業。日子久了，我的秘密被她發現——小說都藏在沙發與地板的空檔裏，有時，我做題，她便熟門熟路抽出來看。
每個月底，夏姐姐的家教費60元裝在一隻信封裏，由我交給她。信封右下角標注著的“國營××廠”，現在已經不存在。後來，媽媽總說小夏有遠見——我初中畢業，她考上研究生，離開這個數千人的大廠。曾有人對媽媽說，小夏有點“神經病”，“她走路時，嘴裏總嘰嘰咕咕！”“嗬，我是在背單詞。”最後一次，她接受我的采訪道。
夏姐姐沒走遠，就在中國科技大學，兩年後的一天，我隔著公交車的車窗看見她，她正頂著一個鬥笠狀的遮陽帽邊走邊嘰咕，“還在背單詞嗎？”我真想下車去問問。
這時，我已經有了新的家教，叫薛澎。是爸爸致電安徽大學學生會問有無家教服務，恰好他接電話，“叔叔，我能不能試試？”
薛澎是他所在鄉的第一個大學生，言談間頗有些寒窗苦讀、出人頭地的艱辛和成就感，他的麵頰有兩塊紅，跟我說起一個室友每頓都要剩飯時，表現得很憤慨。
一段時間後，樓下的李阿姨托媽媽問薛澎是否願意再兼一份家教。於是，他放學後騎著自行車，一三五來我家，二四六到李家。一次，我想調節課周日上，薛澎顯得很為難：“我還有一份家教在城東，實在趕不過來了。”
那天，他走後，爸爸、媽媽算了筆賬，一個月的家教收入近400元，“看來自打考出來，就沒讓家裏負擔過”。
上大學後，在菜市場“賣”自己，就發生在我的身邊。一些同學出去找家教，回來說，就舉著牌子站在蘿卜白菜旁邊，對麵宿舍蔡同學生怕我不信，加上一句，“真的！那兒，人最多！”蔡同學大三時有了男朋友，據說，每次家教完，那男孩總來接她，她被打動了。
“他怎麼知道你在哪裏帶家教？”我疑惑。
“這份家教，就是他讓給我的！”蔡同學做嬌羞狀。
大學畢業後，讀師範的我們回到各自的城市做教師，同學聚會總有人抱怨，看人家主課老師多會創收，假期客廳裏擺幾套桌椅，就是一個家教班！
他們沒想到，短暫的教師經曆，在我來北京讀研後，派上了用場。
我在學校附近的家教公司登記，很快成了“五星級家教”。服從公司安排，我謊稱自己曾是中學語文老師、外語老師，絕口不提專業是曆史。
草橋、三元橋、勁鬆、方莊……300路、14路、1號線、2號線……輾轉在家教途中，我完成了對北京最初的認識。
《唐山大地震》中，方登對著家教學生上英語課，女兒就在這戶人家的客廳玩耍，這一幕，讓我很快從劇中拔出——還能帶著孩子做家教？
我想起我的最後一份家教，他家的格局與電影中的人家很像。這份家教結束於七年前的春天，學生是一位越南少年，我教他中文。第一次見麵，他隻會說三個中國字，“小美眉”，最後一次見麵，他唱了一首鄧麗君的歌。
屏幕上，方登抱著女兒坐在夜歸的公交車上，窗外的燈火連成一條流動的線。
很多年前，夏姐姐嘰嘰咕咕的樣子，薛澎在我家樓下彎腰鎖車時的樣子，蔡同學家教完臉總是紅撲撲的樣子，還有擠在北京300路公交車上，那些與求學、與生存有關的往事，就這麼夜深忽現。
【打車】
在福州，打車難。
我和老公走走停停，停停看看，十分鍾過去了，沒有出租車……二十分鍾過去了，有出租車，沒停……三十分鍾過去了，有出租車停了，我們欣喜若狂，飛奔過去，咦？還有比我們更快的！
無情的車絕塵而去。
在合肥，打車煩。商場前？沒有。公交車站？不能停。馬路上？一輛輛車在你身邊呼嘯而去，可你就是總也打不到！
“車！它會出現在哪裏？”我和老公辯論著，不知不覺走到了加油站。啊哈！這麼多車，那瞬間就像玩掃雷遊戲看到了眾多目標。我摩拳擦掌準備打車，還是老公心細，“你堵入口，我堵出口，誰先打到，誰就去接另一個人！”
在蘇州打車，的哥是誠心的。
我說：“師傅，去拙政園。”的哥從後視鏡裏看我，“拙政園最大的特色是荷花，現在去，季節不對。我勸你別去。”“那，就去留園吧。”我改主意了，的哥又否定，“那還不如去定園。留園小，景色也不如定園，門票還比定園貴……或者去虎丘，還有寒山寺、楓橋都是一定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