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房產稅抑製投機性購房的作用十分有限。
就拿上海來說，一套100平方米住房，售價4萬元/平方米，需要繳納房產稅100×4萬×70%×06%=168萬（元）。也就是說，投機購房者隻需多付不到兩萬元，便可以繼續買房賣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剛性需求使得投機的生存空間極大，房產稅很可能成為房價上漲的又一誘因。
限購令可能誤傷剛性需求，且涉嫌歧視，而房產稅把握不準，又有可能助推房價上漲。誰能解房價上漲之惑，如何解決房價悖論？
說到底，像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有剛性需求的支撐，房價很難大幅度下降，各類措施動用不當，還可能起到反作用。二三線城市受限購令影響較大，目前重慶作為二線城市的代表，也開征房產稅。
與上海不同，重慶僅在主城九區範圍內，隻對三無人員的二套普通住房、居民家庭的獨棟商品住宅和高檔住宅征收房產稅。同時，居民家庭根據情況可分別免征180平方米或100平方米的應稅房屋麵積。
例如，2012年，重慶市居民A新購高檔住宅200平方米，交易價格2萬/平方米，已知A在房產稅試行辦法實施前已經購買高檔住宅180平方米，交易價格2萬/平方米。已知重慶主城九區2010、2011年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築麵積均價分別為5762元/平方米、6390元/平方米，而重慶關於高檔住宅的定義是超過主城九區上兩年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築麵積均價兩倍以上的房屋。因此，2012年房屋交易價格12152元/平方米以上者，均為高檔住宅，屬於重慶市的應稅房屋。
綜上可知，重慶居民A需要繳納房產稅200×2萬×1%（超過均價3~4倍者，稅率為1%，2萬處於上兩年房屋均價的3~4倍間）=4萬（元）。重慶開征個人住房的房產稅，有利於抑製高檔住宅的消費，但是很難遏製高漲的房價。
可見，要想解開房價悖論，光靠限購不行，光靠房產稅也難成氣候。如何讓居者有其屋，依然是今後政府部門工作努力的主方向，隻有在采取多重措施保障剛性需求的基礎上，利用限購和房產稅的組合拳，打擊投機性購房才能真正達到“一劍封喉”的效果。
限購和開征個人住房房產稅，兩者都可以增加投機性購房者的持有成本，加大其投資房地產的風險，一定程度上打擊投機性購房。但是，若是剛性需求在支持著高漲的房價，那麼限購再嚴，隻能傷剛性需求最深，房產稅更重，也隻能助推房價更上一層樓。要想遏製高房價，症結不在限購，也不在房產稅，而在切實支持剛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