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晚上沒有宵禁，尤其大學裏晚上活動很多，多得讓我不知道該幹嗎。我第一次見識到什麼叫“夜市”，讓我咋舌。夜生活的豐富，讓我迫不及待地什麼都想試一試，但我九點一到就睡覺的習慣一時改不過來，還變成同學間開玩笑的話題之一。
隻是有時，我看到夜晚頭頂上閃著閃著的燈，一時間意識會錯亂，以為是炮彈打過來的火光，嚇了一跳之後才回過神來。炮彈打過來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而現在我已經在從來沒發生過這些事的台灣了。
我來台灣之後才真正深刻體會到，金門是“福建省”，台灣是“台灣省”，不僅沒來過台灣的金門人不了解台灣，台灣人也根本不了解金門，除了去當兵的人外，幾乎沒人去過金門。我當然不喜歡那些阿兵哥了，反正他們來當兵，當完兵拍拍屁股就走人。
新認識的同學一聽到我是從金門來的，就大呼不可思議，簡直比看到非洲黑人還稀奇。這些台灣人真奇怪，同樣不是台灣本島的澎湖，他們就不會那麼好奇。
“聽說金門人生育率特別高，因為晚上有宵禁？”
“屁呢！炮彈打過來都先軟掉了還生什麼。”
“聽說金門很多人都被大陸水鬼殺死了？”
“死的都是你們台灣去的阿兵哥。”
“金門人酒量都很好？”
“高粱酒都賣給你們台灣人的。”
有些台灣人的問題真是讓我啼笑皆非，一開始，我很有耐心一次又一次地回答類似的問題。等到有一天，我終於煩了，受不了，不想再回答這些問題，一有人問我，我就冷冷地回應幾句。
“金門人有什麼好神氣的，還不是要讓台灣人去保護。”有人看到我那麼冷淡，就諷刺地說了一句。
聽到這句話，我一下火大，差點就要衝過去揍他一拳。
“你祖媽呢！要不是金門幫你們擋住‘共匪’，你們台灣人還會過得那麼爽嗎？”
“哈哈！原來金門人也講台語。”
我聽了完全無語，連氣都使不上，心裏大喊著：“才不是台語，是閩南語。”
金門仿佛變成一個揮之不去的沉重包袱。我常常在想，金門真是招誰惹誰了，像夾心餅幹一樣夾在中間，爹不疼娘不愛，付出的比台灣本島人多，得到的卻比他們少，還要倒貼一堆。我隻好自我安慰想，台灣人真可憐，自以為見多識廣，結果對台灣以外的事情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如果有人問我，以後要留在台灣還是回去金門，這馬上就把我的嘴堵住了。這就是現在人家說的“口嫌體正直”。
台灣豐富多彩的生活，的確讓我瘋狂了一陣子，但想試的都試過之後，接著而來的就是一陣失落的空虛感。“隻不過如此嘛！”我反而有點懷念以前在金門那種單純、簡單的生活，物質欲望沒那麼高，看得出來以後要幹嗎。隻是想歸想，在台灣的幾年已經把我的胃口養大了，要我再回過頭去過金門那種生活，我也不幹。家人也都勸我，如果能夠留在台灣就不要回金門了，一想到在金門時那些無解的事，要我再回過頭去，想想都要窒息。
就算要留在台灣工作，還是要先經過當兵這一關，從小在金門看那麼多阿兵哥來來去去，今天終於也輪到我了。
對別人來說唯恐避之不及的“金馬獎”，我連想都不用想就回到金門當兵了。在高雄上船前往金門那一刻，好多人一想到要到遙遠陌生的金門當兵，幾乎都要哭了出來，但對我來說，這就像每次回家坐的交通船一樣普通，我神情一派輕鬆，理直氣壯地暗暗笑他們：“哭啥？有什麼好怕的？”
很多人覺得在金門當兵苦不堪言，他們絕對不知道金門以前更封閉。我回到金門當兵的心態卻像放長假一樣，有弟兄心情不好跟我訴苦抱怨，我也終於能把那一句話拿出來虧他們：“沒辦法，誰叫金門是戰地。”
每次部隊放假，台灣來的阿兵哥隻能在島上亂晃，心裏苦悶，但我騎著腳踏車慢慢晃回家，飽餐一頓再睡個懶覺，有時外出公差，事情辦好後也可以回家睡午覺，簡直是如魚得水。
小的時候那些回憶現在都已經不複存在，我有時候站哨會天馬行空地亂想，打宣傳彈，塞了政令宣傳單還不如在裏麵塞清涼美女圖更能“瓦解心防”，至於心戰廣播嘛，既然大家都那麼愛放音樂，那麼幹脆隔海來辦個混音大賽，DJ對決好像對和平更有幫助。
有一次，“金防部”的長官帶著“青年日報”的記者，官式地來關心一下哨點衛兵，客套地寒暄一番。
“小弟兄，在金門的生活還習慣嗎？會不會害怕呀？”長官在記者的鎂光燈下親切地問我。
“報告長官！我在金門吃得好穿得暖，在連上就跟在家裏一樣。”我精神抖擻地回答。
其實我心裏暗笑道：“狗官，金門我都比你熟幾百倍。”驕傲得很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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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後，台灣社會的變化快得讓人無法反應過來。你會看到，舊的秩序已經慢慢崩解，新的秩序卻還沒有一個共識，所以整個社會看起來特別亂。一下鬆綁了，不管是什麼人，都想要大聲說出自己的看法，爭取自己的權利，紛紛走上街頭，仿佛要去拉個白布條，被警察舉牌警告，被強力水柱噴射，被鎮暴警察驅散才有參與時代變換的感覺似的，遲了就來不及了。
這一連串目不暇接的街頭運動，在一九九〇年達到了最高潮。那年初春，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萬名大學生聚集在這裏，要求政府推動政治改革。這場運動，不僅牽動了往後台灣的政治格局及版圖，當年那些學生領袖，也成為目前台灣政界新一代的中堅，那時候的大學生，現在都已經成為領導這個社會的主要力量。
那年陰冷的初春，是台灣人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集體回憶。
北上讀大學的前一天晚上，王建立那平常不苟言笑、頗嚴肅的公務員父親難得把他叫到客廳談話：“有機會讀大學就專心讀書，絕對不要去搞政治，聽懂沒？”
王建立不知為什麼，一聽就怒了，說：“難道那麼多事你們真能夠視而不見，你們真以為我一直乖乖聽你們的話哦？我告訴你們，社會上那麼多事假裝沒看見並不代表真的沒這些事，我真的沒辦法忍受這種視而不見……”
他倒也不是真的想參與政治，甚至在這個年紀，大概連政治的概念都還搞不清楚，隻是頂撞一向古板的父親有種反抗權威的快感，有時候隻是為了頂嘴而頂嘴。
父親愣了一下大罵：“你懂個屁！想得太單純了，最後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我警告你，你學費是我出的，有本事自己去賺，以後愛幹嗎就幹嗎……”
王建立聽了前半句，本來腦子裏還滿滿頂嘴的快語，不吐不快，結果一聽到學費，本來都已經到了舌根的話，就這樣硬生生地被塞了回去，他竟然反駁不了。
本來應該是溫馨的離家前夜，就這樣不歡而散，第二天還是母親送他到火車站。
火車有節奏的噪聲，把王建立的思緒帶得好遠，他一邊憤怒父親對社會的冷漠反應，不管是父親說“你沒那個資格玩，玩不起”，還是母親臨行前說“等你大學畢業就知道了”，他都覺得是種借口，台灣這幾年社會變化那麼快，怎麼能不關心呢？
他又轉念一想，上了大學就是“知識分子”了，想到這兒，他忍不住沾沾自喜，因有種使命感而飄飄然，知識分子除了讀書，關心社會也是理所當然的嘛！以前那些老師隻會要大家好好讀書，結果呢？造就出一堆不會獨立思考的傻瓜，社會變動得那麼快，思想當然也要追得上變化了。
想到這裏，他同情地環顧車廂裏的乘客，有聽著隨身聽的年輕人、安撫小孩的媽媽、看書的老頭、留著小平頭的阿兵哥……形形色色。王建立看了忍不住搖搖頭，同情地暗道：“唉……這些芸芸眾生。”
但不知不覺大學生涯也過了幾個月，王建立心裏又不舒服了，每天早上從宿舍走到教室，上了整天課下來，腦袋塞滿一堆未處理的信息，搞得昏昏沉沉的，還沒上大學前立誌要天天上圖書館看書吸收知識，現在反而力不從心。晚上下課回到宿舍，出去交女朋友的跑了，玩社團的也跑了，剩下幾個人在房間裏，電扇不夠力吹得嘎嘎響，索性赤膊圍在一起打牌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