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昆伯從大連到了上海，又在上海的舞廳找到一個樂師的工作。在上海，大部分人對他的身份倒不是那麼在乎，那時候他覺得上海真是機會無窮的一個城市，隻要好好幹，肯定可以闖出個名堂。
“我就住在靜安寺萬國公墓的旁邊，因為便宜，哈哈。”
一聽到他這麼講，我就囧了，那是我天天都會經過的地方，現在都變成環境優美的公園了，每次坐在那兒喝茶，都不知道下麵還有沒有沒被挖出來的……
總之，昆伯在公墓旁的弄堂，跟他同事一起合租了一間房。說起這同事，身材瘦弱，斯斯文文，一派書生樣。昆伯記得這同事人老實，上班沒太多出色表現，卻也不會讓人失望，愛看書，書架上滿滿的書，都是一些啥理論的，但他常常晚上不回來睡覺，不知道哪裏去了。
這樣的人跟開朗豪爽的昆伯怎麼會混在一起呢？原來是有次昆伯下班後，見這位同事被小流氓包圍，他自恃練過武，路見不平拔拳相助；沒想到猛虎難敵眾猴拳，隻好拉著同事快溜，因為有這戰鬥友誼，從此這兩人交情也特別好，無話不談。
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大舉南下，局勢越來越混沌不清，昆伯收到家人寄給他的一本書，打開一看，裏麵竟然有幾片薄薄的金條，原來是家裏要他快點回家，別留在大陸。
“他跟我說‘你真想要走的話現在就快走，不然來不及了’。”有天晚上，昆伯的同事對舉棋不定的他說。
這時，同事跟他承認，他是個共產黨，解放軍就要打到上海，到時候想走都沒機會了。
昆伯嚇得差點屁滾尿流，他不敢相信那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同事竟然是共產黨員，在一夜長談後，第二天就連滾帶爬地想辦法買到船票回到台灣。
“要是沒有他，我的人生完全就改變了。”昆伯說，“我算是很幸運，那時很多台灣人真的就在大陸回不來，連死在哪裏家人都不知道。”
闖蕩大陸多年，昆伯是當年極少數去過大陸的台灣人，畢竟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人很難到大陸，一九四九年之後又根本去不了大陸，這六十多年來，台灣跟大陸真正產生聯係的也隻有這短短四年。短短幾年，根本還不夠台灣人去認識。
我就問他了，那時候台灣人到底是怎麼看大陸的，在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身份認同的障礙，大陸人對台灣人又是什麼態度、反應，雜七雜八聊了一堆問題。我也忘記他到底是怎麼回答我的，隻記得他要我有空時去找找“台籍老兵”的故事，說不定可以從這些故事中找到某個側麵的答案，他說“當年很多台灣人死在大陸回不來”就是這回事。
來到高雄的旗津島，比起台北吹著北風陰冷的天氣，高雄藍天白雲，陽光普照，海風和煦，隻需穿單衣就可。
在島上一角，有一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就是紀念台籍老兵的主題公園，公園內有一主題館，介紹台籍老兵的故事。
這裏遊人不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這裏有間紀念館，就跟很多台灣人壓根兒不知道有“台籍老兵”這回事一樣。在台灣，一般說到“老兵”，通常指的就是一九四九年時跟著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那些人。但是在那個年代，看似遠離烽火的台灣，也有一大批年輕人參了軍，被卷進這亂離的洪流當中。
主題館的外牆有一幅石刻畫，畫上有三人，分別身穿日本軍、國民黨軍、解放軍製服。
看了館內的介紹，再看看這幅畫，越想越覺得這些台籍老兵的故事真是具有傳奇性，隻是，所謂的“傳奇性”“波瀾壯闊”，通常都是荒謬時代下的一個小縮影而已，悲哀與壯闊常是一體兩麵，越荒謬，就越傳奇。
我現在還無法很清楚地回答那所謂“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問題，隻好試著用“台籍老兵”這個題材，用幾個人當原型，試著把他們幾句話帶過、看似雲淡風輕的回憶豐潤成為一簡單的故事，當作這本書的開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