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朝鮮半島局勢的日益緊張，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直到白江口海戰慘敗後，日本上下才像被抽了一記耳光那般清醒過來——唐朝是如此強大，唐朝的戰船是如此的先進，如果不學習唐朝，日本永遠不可能稱霸東北亞！
在自強與稱霸雙重目的的促使下，日本上下痛定思痛，決定忍辱負重，重新派出遣唐使，以極為虛心、謙卑的態度去向唐朝學習。
日本人不怕吃敗仗，因為他們敢於直麵慘敗，在失敗中吸取教訓，奮發自強，哪怕是卑躬屈膝、奴顏婢膝，也在所不惜。弱小時付出的代價和屈辱，等國家強大起來後，就能加倍地奪回！這，正是日本的可敬與可怕之處。
日本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初期：630～669年，共7次。使團規模較小，船一二艘，成員一二百，主要為了學習唐朝的製度，以朝鮮半島沿岸航線為主。
中期：702～752年，為鼎盛期，共任命成行4次。使團規模巨大，分乘4艘海船，成員500多人，主要走南方諸島航線，以求全麵深入學習盛唐文明，並有大批留學生和僧人長期留唐。
後期：759～874年，為衰減期，共任命9次實際成行6次。這一時期，遣唐使團規模縮小，留學生和僧人留唐時間也隨之減少，以直接橫渡東海為主要航路，在揚州和明州登陸。
630～895年間，日本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成行16次，其中有一次僅抵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唐朝使團回國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為了迎接長期滯留唐朝的留學生而派出的“迎入唐使”，因此，真正意義上的遣唐使是12次。
造船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也在客觀上保證了兩國間的交往，即便如此，在當時的技術和知識條件下，海上航行仍然具有很大的風險，來往使團和商船經常因遭遇風暴而遇險，輕則被吹離航線，重則翻船沉沒。遣唐使團的規模初期約為百餘人，僅一到兩艘船，到了中後期，其規模逐漸擴大，一般為500餘人，4艘船，838年第18次出使竟達651人。遣唐使團的成員包括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和文書、醫生、翻譯、畫師、樂師、僧人、留學生，以及各類隨員及工匠水手。
遣唐使團成員的選拔十分嚴格，其使臣大多為通曉經史、才幹出眾，而且漢學水平較高、熟悉唐朝情況的一流人才，甚至連相貌風度、言行舉止也在考核標準之列。被選派前往唐朝的留學生和僧人都是品行優秀的青年，就連他們的隨員也都是有一技之長的人。
遣唐使團到達唐朝後，會受到沿途官府的盛情接待，並由專人護送前往長安，路途一切費用均由唐朝政府負擔。遣唐使團抵達長安後，則會被安排住進四方館，然後進行一係列的外交活動。遣唐使臣一般會在長安等地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處遊曆和購買商品，充分領略大唐風土人情。回國前，唐朝政府還會設宴為遣唐使餞行，並賜予大量禮物，最後由內使監將其一行送到沿海港口啟程回國。
唐人把對外交流看成是民族自尊和榮譽感的體現，所以對遣唐使格外禮遇，隨使團前來的留學生大多被安排到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完成學業後還可以在唐朝政府工作，同行的僧人也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師求教。遣唐使船隊歸國時，唐朝政府也會派出使節陪同回訪，大批中國典章書籍、文物工具也隨著使團被帶往日本，深刻影響了日本的製度和文化。遣唐使對日本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引進唐朝典章律令，推動日本封建化進程。遣唐使回國後，便以大唐為樣板完善行政機構，製定了如“大寶法令”等法律製度，並開設各類學校，推廣漢話，學習漢字，為國家培養統治人才。
第二，學習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藝術水平。遣唐使每次回國都會帶回大量的書籍、佛經、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文化藝術作品，還從唐朝引入了圍棋、馬球、蹴鞠、鬥茶等娛樂活動，就連衣著、曆法、時令也盡量仿效唐朝，遣唐留學生和僧人還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了日本的假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