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條通道，實際上就是隋唐兩朝出征朝鮮半島的主要進軍路線。前者是陸路，由營州、遼東至平壤，最後到達新羅首都慶州；後者是海路，由登州入海，東行至朝鮮半島西海岸，然後從大同江口（通平壤）、漢江口（通漢城）、熊津江口（通泗）進入半島腹地。
由於陸路遠而難走，唐朝和新羅之間的大宗貿易主要都是在海上進行的。實際上，隨著江南地區的開發，唐朝東南沿海地區的海上貿易和海上港口都已成為海上貿易的新，從唐朝渡海前往新羅的海上通道也遠不止登州一處。從山東半島往南——山陽（今江蘇淮安，當時臨海）、海州（今江蘇連雲港）、江都（今江蘇揚州）、明州（今浙江寧波），這些新興的港口城市越來越多地承擔起了海上貿易的重任。
沿海港口城市的興起和發達的海上交通為唐朝和新羅的民間貿易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安史之亂後，唐朝和新羅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因為割據內亂和社會矛盾而衰落了。隨之而來的是兩國之間官方外交和貿易往來的減少，進入九世紀後，新羅向唐朝派遣使者僅僅6次。原來由政府控製的官方貿易也逐漸轉移到了私人海商集團手裏。
對做買賣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能賺到錢，二是能保住命。正所謂盜亦有道。有了這些明碼標價、黑白通吃的武裝海商集團，拋開天氣風浪等客觀因素，其他商人隻要交了保護費，基本上都能順利地在唐朝與朝鮮半島，乃至日本列島之間往來無阻。
何樂而不為？
唐朝方麵，最典型的武裝海商就是由高句麗人李正己、李納、李師道家族控製的淄青鎮。
淄青鎮的勢力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山東全境和江蘇徐州地區，整個青徐沿海都在其控製之下。李氏家族原本就是從遼西南遷的高句麗人，再加上要賺錢養兵，於是就通過海路與新羅、渤海兩國大做買賣，用中原財貨交換渤海國的戰馬。
對於財大氣粗的淄青鎮，唐朝中央政府可以說是望而興歎。盡管唐憲宗李純曾下令禁止兩國間這種看似“官方”實則走私（所賺到的錢一分都沒有落入國家腰包，反而成了藩鎮的軍費）的海上貿易，但在利益的誘惑和淄青鎮的縱容下，這道禁令很快就成了一紙空文。
移民之風與花郎文化
移民唐朝，是當時新羅人的一種風尚。
風尚，可以有兩層解釋：一是時尚，是為了趕潮流；二是風潮，是為了謀生的選擇。
前者主要以貴族和士子、僧人為主。
半島三足鼎立時期，就有不少新羅士子和僧人前往唐朝學習。由於戰爭和交通的製約，其數量不多，基本屬於民間交流學習。統一半島後，新羅開始大規模派出遣唐留學生，並對歸國的留學生加以重用，其中學業才幹出色者直接進入中央政府為官，其餘大多數人則被安排到地方任職。留學唐朝成了新羅年輕士子躋身仕途的一條捷徑，這就大大刺激了新羅社會各階層赴唐留學的積極性，前往唐朝儼然成了新羅國內的一種時尚。
這些人生活無憂，去唐朝是為了觀摩、遊曆、學習，最好還能當官。盡管新羅與唐朝在半島扯皮中是最後的大贏家，但在新羅人眼中，唐朝依舊是文明鼎盛的天朝之國，能夠去唐朝看一看，走一走，待一陣，認識幾個大人物，學點兒東西，帶點兒唐朝特產回來，仍然是值得炫耀的資本。
這部分人當中，混得最好的，就像金仁問那樣留在唐朝當官，當然，這是一項光榮而危險的任務；次一級的，就是在唐朝鍍完金、撈足資本後，回國等待委以重任；再次一級的，就是那些士子、僧人，遊學十幾年，小有所成，但關係門路都不夠，或繼續在唐朝混，或回國寫寫書、教教學生，繼續混；最不濟的，就是像前麵說到的連冰老人那樣，混不下去了，灰溜溜地回國，有心報國，無力回天。
後者，就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為主了。
新羅比較窮，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很嚴重。
民族矛盾主要是在新羅人和百濟人之間。兩個民族原本是世仇，現在新羅人統一了大半個半島，當上了老大，沒有理由不去欺負百濟人。這些被欺壓的、混不下去的、賣兒賣女的百濟遺民，為了活命，隻好另謀出路。出路在哪裏呢？
幸好，他們待的地方好：百濟故地正好位於半島西南——西麵，是強盛的大唐；南麵，是曾經的盟國日本。請注意，是曾經。現在百濟都沒了，日本要結交的，自然就是新羅，你們這些百濟遺民，如果願意來日本當勞工、苦力，還是可以接受的。同樣是賣命，與其賣給日本，不如賣給強大的唐朝。
於是，成千上萬的百濟遺民冒著被新羅官府緝拿、追殺，被海上風浪吞沒、被海盜劫掠的危險，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西行大唐之路。
而此時的唐朝，正好需要大批壯丁——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嚴重，中原大地到處都在打仗，人口越打越少，壯丁就成了稀缺物。
新羅人要活命，唐朝需要壯丁，於是，偷渡就成了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