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偷渡到唐朝的新羅人可不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一個勁、一根筋地往大城市鑽，他們很現實地選擇在山東半島和東南沿海落腳——沿海地區管製比較鬆，官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很多。偷渡客中有很多原本就是漁民，沿海地區也容易生存下去。久而久之，唐朝的東部沿海地區就形成了很多獨具特色的新羅村、新羅院、新羅坊。
盡管內部一團亂麻，但在對待前來投奔的別國難民時，唐朝還是顯示出了泱泱大國的氣度，非但沒有加以“嚴打”，反而以國民待之，還在登州等地設立了新羅所（相當於現在的外事辦）來負責接納和管理工作。
下文中要提到的張保皋，就是新羅移民中混得最好，而且最有傳奇色彩的一位。
新羅把低廉的勞動力輸出到了唐朝，引進的卻是先進的文化和製度。
盛唐文明在改變日本曆史的同時，也對朝鮮半島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日本一樣，新羅也以唐朝為範本，通過近半個世紀的改良與完善，終於建立起了符合本國特色的政治製度，在經濟製度上也學習使用了唐朝的均田製、丁田製、租庸調法和相關戶籍製度。
新羅地處朝鮮半島東南部山區，民風剽悍，最著名的“土特產”就是花郎道。花郎道既是新羅民間習武之風的統稱，也是一種組織形式。新羅政府通過花郎道將年輕人號召起來，給國民灌輸“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事友以信，臨陣無退，殺身有擇”的思想，並以此磨煉人的意誌、鍛煉人的體魄，不但大大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也為統一半島的戰爭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勇敢無畏的戰士。
半島統一後，新羅統治者認為剽悍好戰的民風並不利於國家的穩定，所以決定學習唐朝，大力推廣儒學，借此教化民眾、鞏固國家統治。這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政策改變，同時讓新羅上層從勇武堅韌走向了腐化墮落。
新羅仿照唐朝設立國學，後改為太學監，並實行科舉製，把儒家典籍作為考試內容，改變了統一戰爭時期根據出身和武功高低來任用官吏的舊習，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在新羅的發展，儒家思想在朝鮮半島得以迅速普及。盡管如此，土生土長的花郎道還是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成為後來韓國跆拳道的前身。
新羅沒有自己的文字，新羅人學習唐朝主要通過漢族的語言文字。遣唐留學生不但帶回了大量的漢文典籍、詩歌，還把當時中原地區最先進的天文、曆法、醫藥、算術、占卜、音樂、舞蹈、繪畫、書法、建築、雕刻、紡織等各方麵的書籍和知識帶回新羅，使盛唐文明對新羅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韓國人可以絞盡腦汁地證明高句麗是自己的祖先，卻不能否認新羅文化是韓國文化前身這一事實；而新羅文化，正是全盤學習盛唐而來。
在這一點上，日本無疑要坦誠許多。
貳海上王張保皋
中唐以後，唐朝和新羅兩國沿海地區陸續出現了很多帶有武裝色彩的海商集團。這些海商集團上通官府、下結江湖，一邊做正當的海上貿易，一邊充當過往商旅、遊客、僧侶、學生的保護者。武裝海商集團的發展，客觀上也促進了東海絲路的繁榮。其中最為傳奇的，便是新羅海上巨商——張保皋。
小兵傳奇
張保皋，新羅名弓福，漢名張保皋，於790年（唐德宗李適貞元六年）出生在新羅南部的清海鎮（今韓國全羅南道的莞島）的一個普通漁民家庭裏。
當時的新羅中央政權已經衰落，貴族之間鬥爭不斷，國家災害頻發，徭役賦稅沉重，民不聊生。新羅統治者為了鞏固貴族的特權地位，還製定了嚴格的身份等級製度，稱為“骨品製”（類似於中國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製）。
其中樸、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稱為“聖骨”，大小貴族由高到低分為“真骨”、六頭品、五頭品、四頭品等四個等級，隻有“聖骨”和“真骨”的貴族有資格繼承王位。同時，骨品製的適用範圍隻局限於新羅王京（今韓國慶州）一地的貴族和居民（高句麗和百濟遺民都不在此列），它實際上是新羅統治階層內部瓜分權力和利益的產物。
新羅社會的等級歧視，從張保皋的本名中也能一窺端倪。張保皋的事跡最早出現在新羅人金富軾撰寫的《三國史記》中。金富軾生活在北宋時期，其家族出自新羅王室，其曾祖父是高麗王京慶州總督，父親和兄弟三人也都是高麗官員。金富軾在朝鮮半島史學界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司馬遷，但他對張保皋這個出身草根的牛人依然抱有偏見。
張保皋的本名——弓福，在新羅語中的意思就是弓箭和小孩，連起來就是擅長射箭的小孩，相當於中國人給小孩子起的類似阿貓阿狗的小名。新羅和日本一樣，隻有貴族才會有正式的姓名，而普通老百姓根本沒有姓。
弓福在唐朝鍍金回國後，身份地位不同以往，顯然不會以弓福這等小名自稱，而是沿用了張保皋這一漢文名字。但金富軾寫《三國史記》時卻稱其為“弓福”而非“張保皋”，這也能看出身份等級製度在朝鮮半島的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