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和寶鼎在這段時間就這一問題反複商討。
始皇帝認為，要想方設法拖延匈奴人入侵的步伐，給中央贏得足夠的時間來解決“集權”和“分封”的矛盾，爭取在南北戰爭完全爆發之前，完成“集權”和“分封”之間的過渡，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
寶鼎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大秦若想贏得南北戰爭，就必須中央集權，唯有中央集權，才能調動整個帝國的國力。目前形勢下，中央和地方始終存在激烈矛盾，根本不可能齊心協力一致對外。
說句不好聽的話，現在地方勢力巴不得匈奴人入侵，利用匈奴人來削弱中央，最終迫使中央放棄集權，分封諸侯。指望他們擱置爭執，傾盡力量支持中央進行南北戰爭，那根本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始皇帝或許是因為年紀越來越大、精力和體力都越來越差的原因，他很焦慮，很著急，總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權，所以他對中央權威過份樂觀了，而對關東地區的地方勢力卻嚴重低估。
李斯、周青臣、甘羅和趙高等“集權”貴族現在都站在始皇帝這一邊，他們看到國內形勢好轉，馬上就開始謀劃新的策略試圖遏製關東地方勢力的發展。
寶鼎一邊牽掛著北疆局勢，一邊又擔心國內局勢，而鹹陽政局更需要他，為此他也是日理萬機，殫精竭慮，竟然在京城不知不覺地待了一年時間。
寶鼎想去北疆看看，但始皇帝和李斯等人一門心思要加快“集權”步伐，如果他離開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必然要發生變化，甚至會產生新的危機，再度引起局勢的動蕩，這導致寶鼎左右為難，猶豫不決。
轉眼到了秋天，這時候從代北傳來一個噩耗，安平侯司馬尚病危。
寶鼎再不猶豫，辭別始皇帝，日夜兼程趕赴北疆。
臨行前，寶鼎把帝國的兩位財政大臣和帝國的兩位主掌工程建設的大臣請到了太傅府。
治粟內史卿甘羅、少府卿趙高、將作大匠公子莊和司空陳祿四位中樞大臣同時受邀，理所當然和北疆建設有關，由此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寶鼎此次去北疆，可能要重開北伐之議，國策在未來兩年可能要做出重大調整。
“未來三年如果風調雨順、局勢穩定的話，中央財政能否擺脫危機？”寶鼎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甘羅和趙高給予了肯定的答複。
“依照我們的預測，未來三年中央財政的增幅會急劇增長，保守估計，明年中央財政就可以恢複到統一前的水平。”甘羅說道，“新農具和一些新的耕作技術在關中、巴蜀、荊宛和江南推廣至今，已經對糧食產量的增加產生了明顯的推動作用。關東的農耕發展也非常快，這得益於土地私有化。關東土地私有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大秦本土，再加上這三年‘輕賦薄徭’，關東人正迅速擺脫饑寒困苦，不出意外的話，兩三年後關東人就可以過上好日子。”
甘羅說到這裏望著凝神傾聽的寶鼎，欲言又止。
關東土地私有化的速度快，是因為秦人的掠奪，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地方官僚和大小貴族手中，也就是說，關東地方勢力越來越大，而土生土長的關東人卻不得不忍受帝國中央和地方勢力的雙重剝奪，雖然生活不像過去那樣困苦，但相比大秦本土國民的安居生活，差距還是非常大，這導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衝突也越來越激烈。
這是嚴重隱患。關東局勢持續動蕩，與關東地方勢力持續掠奪地方財富有直接關係。中央實施“與民休養、輕賦薄徭”之策，目的是讓關東人改善生活，擺脫困苦，穩定民心，而不是讓地方勢力借此機會發展壯大對抗中央，所以始皇帝和李斯等大臣已經在商量對策了。
最佳對策當然是通過調整賦稅政策來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對財賦的占有比例。地方郡國能夠支配的錢財少了，那麼其他權力當然相應削減，但這一策議遭到了寶鼎和隗狀等大臣的否決。
甘羅擔心寶鼎不知道關東的實際情況，想趁此機會再做說服。稍作考慮後，他還是放棄了，假如寶鼎要北伐，那麼國策自然要做重大調整。
“對關東局勢的發展，你們有何看法？”
寶鼎主動提到了關東局勢，這正中四位中樞大臣的下懷。四個人先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都擔心關東地方勢力壯大，擔心中央失去對關東地區的控製，擔心關東地區的庶民在不堪重負之下矛盾激化，引發新一輪的危機。說白了四個人都擔心關東地方勢力割據自立，有心遏製和打擊關東地方勢力。
“你們在設法遏製和打擊他們的時候，他們又怎麼想？”寶鼎忽然問道，“他們的對策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