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掏出破損的傷殘軍人證遞給了驗票員。驗票員看過楊偉的傷殘軍人證後，沒有還給楊偉，而是遞給一位車站派出所的警察，讓他鑒別真假。警察看過後說：
“這是假的。”
楊偉憤怒地說：“誰敢說我這是假的，你好好再看看。”
警察說：“我說是假的就是假的。”
楊偉還要力爭，警察把他推進了值班室。我要跟過去，楊偉說：
“你不用過來，在這等著就行。”
幾分鍾後，楊偉趾高氣揚地從值班室走了出來。走過票檢口後，我問楊偉：
“又補錢沒有。“
楊偉說：“補他媽的鳥。北京車站的警察忒孬孫了。他非讓我補，要是補了試試。”
後來，楊偉又給我一個說法。他說，我這證，到哪都能用，就北京站不行。我說，那次你不是沒補錢嗎。楊偉說，我不補，他們會讓我走？
來的路上，楊偉已告訴我柏海的麻煩。原來，柏海呼悠浙江一大老板花十八萬買了他一幅《萬裏長城春常在》。一手交錢一手交畫。由於交易是在晚上進行的，柏海想，明天一早就走了，用不著再換酒店了。事情壞就壞在沒換酒店上。人家花了十八萬怕買的不值，連夜找了朋友鑒定。朋友說，我就沒聽說過這個人，朋友又拿出現代書畫名人錄，也沒找到柏海的名字。大老板及時趕回酒店，敲開了柏海房間的門。老板說，你騙我的，名人錄上就沒有你的名字，你的畫根本就不值這個錢。柏海說，這名人錄都是花了錢的。老板不信。應該說，柏海準備的還是很充分的。他從包裏拿出來現代書畫名人錄編委會的邀請信。隻要出5000，就能收錄到名人錄中。老板說，你的畫這麼高的價位，大家應該知道才對。柏海又拿出和韓國總統的合影，讓老板看。老板說我不看，現在的電腦合成水平很高，誰會相信？除非你能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是真的，要不咱去派出所，讓警察說真假。
老板怕柏海跑了，就給酒店作了交代。在這種情況下，柏海才給楊偉打電話。
我問楊偉有辦法沒有。楊偉說，還有難住我的事？
見到柏海時，柏海激動得手都發抖了，掏出來的煙掉在了地板上。楊偉說，不用急，我來了事就算完了。柏海說，你不來我就完了，我知道你北京哥們多。我想了一圈，除了你，誰也幫不了我。楊偉說，我和北京的朋友已經聯係好了，你現在就給那個老板打電話約個時間，我帶他去一趟不就得了。柏海給老板打了電話。
柏海說：“你要我咋感謝你呢。房間我已經開好了，要不讓小韻陪你怎麼樣？”
楊偉說：“滾蛋吧你，我就是再喜歡小妹也不能奪你所愛呀。”
柏海說：“小韻的工夫特棒，保證你開心。”
小韻說：“我的乖當耶，這回玩大了。”
楊偉和小韻去了另一個房間。柏海說：“老弟，也給你找一個吧。”
我說：“不不，咱倆說話就好。”
柏海說：“那不行，得找一個。”
柏海伸手就撥客房服務電話。我上去按住了。我說：“我愛看錄像，我不喜歡和雞玩。”
柏海說：“要不明天你和小韻玩玩？”
我說：“你胡說什麼呀，我就想看錄像。”
柏海說：“老弟恁年輕，咋一點情調也沒有啊。”
柏海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楊偉的到來，讓他懸著的心落到了實處，在和我說話的時候，不由己地打起了鼾聲。我也睡了，但我難以入眠。我對自己說，孫尿，這可是你一生睡的最好的床，如若你不能進入睡眠狀態，你一定會遺憾。這麼好的床睡著，覺一定很香很甜很舒服，也一定能做個美夢。這張床對孫尿來說意義非凡。
我曾經睡過北京的床。那年，我懷揣著饑餓來到北京的時候，是北京地下室的床盛情容納了我。北京地下室的床真好，讓我躺下就進入了夢鄉，而且繪製了一幅最美的地圖。這讓我終生難忘。我常常回憶我看到那幅最美的地圖時我哈哈大笑的情景。這個時候，我的幸福難言於表。
現在，我又睡在了北京的床上，準確地說，是北京五星級賓館的床上，可我難以進入夢鄉。我心中沒有產生睡在北京地下室床上的自豪感，我很失落。
在監獄的時候，我和所有的犯人一樣，遇到失眠時，我們采用的方法確是驚人的一至，那就是進行一個人的生命運動。待一個人的運動結束後，我們順利地進入了夢鄉。那真是覺也甜夢也香。
這一天來，我經曆的太多，我的大腦昏昏沉沉，我的眼皮又酸又澀，我的肢體疲憊不堪，可我卻沒有辦法進入睡眠。我開始一個人的生命運動。孫婷婷赤裸裸地走向我，然而，孫婷婷把我變成真正意義上男人的畫麵卻沒有出現。一個人的運動有始無終地進行著，不耐煩的孫婷婷赤裸裸地走出了我的視頻，她臨走時的哀怨一瞥，讓我有氣無力地終止了運動。香甜的夢還在拒絕著我。
也許這高貴的床不適合我，也許幹燥的暖氣不適合我。高貴的床，讓我的身軀飄浮在空中；幹燥的暖氣，讓我口幹舌燥。這不是我的身體需要的生存環境。除此之外，我還沒有找到更充分的理由說服自己。在我睡硬板的時候，我的思維是那麼的鍵壯，曾經擊敗了一個又一個試圖改變我意誌的政府幹部。在我的法定刑減完以後，我的思維能力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揮。一次單位新來的李監區長找我談話。他說：
“孫尿，從他們的介紹中，我知道你為監區的發展做了大貢獻，當然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我說：“有啥話直說，我不習慣拐彎磨角。”
李監區長說：“不少犯人反映你經常搞特殊，這樣不好，影響大家的改造。以後多注意些，我不是說不讓你搞特殊。”
我打斷他的話說：“什麼叫特殊。別人都不知道的特殊，這是不是意義上的特殊。就象一個人犯了罪一樣，還沒有證據說明他犯了罪，他在大街上走著，你能過去對他說，你是個盜竊犯或者你是個詐騙犯嗎？不能。為什麼？因為法律還沒有認定他犯了罪。你僅靠自己的判斷是不行的。新刑法有明確規定，沒有法律認定的行為不叫犯罪。就象我搞特殊一樣，沒有人看到的行為，不屬於特殊。既然，政府也允許我搞特殊，但別人看不到我特殊的行為，您說，這特殊還叫特殊嗎？換句話說，我知道，林子大了，啥鳥都有。我一直注意著自己的行為，能不給政府找麻煩就不找麻煩。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看到我的出格行為，僅靠他們的主觀臆斷能說明啥問題。作為洞察秋毫的政府，是不會聽風就是雨的。我說的對吧，李監區長。”
還有一個姓孟的科長，一直對我耿耿於懷，總想找機會收拾我。在他分配到監獄工作不久的一天，他看不慣我的行為，就把我喊進他的辦公室。我的一句話惹惱了他。他說，孫尿，今天我要讓你知道專政機關的厲害，看你還敢不敢無理取鬧。他極不冷靜地拿出了電警棍。我平靜地說：
“請你告訴我，你在政法大學讀書的時候，是不是你的教授告訴你，在你說服不了犯人的時候，電警棍可以幫助你說服？要是這樣的話，我今天可以滿足你，來吧，還愣著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