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的監獄生活中，和楊偉真正意義上的接觸是在監獄犯人醫院進行的。那時候，我的法定刑已經減完，我隻能等釋放那一天的到來。我又是那種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人，偏偏又不安於現狀，想折騰個保外就醫或病釋什麼的，能早一天出來就早一天出來。人是為希望而存在的，一旦生命裏沒了希望，存在的意義也隨希望的消失而消失。我對監獄犯人自殺的現象進行過研究。他們選擇死，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希望。人在沒有希望的時候，是沒有痛苦可言的，他內心隻有絕望。
凡是把死掛在嘴巴上的人，他不會死。選擇自殺的人都作了充分的準備，別說你不知道他要自殺，就是你知道，也是攔不住他的。監獄最頭疼看不到希望的犯人。看不到希望的犯人有兩種，一種是看不到生存下去的希望，他會選擇自殺；還有一種，就是看不到減刑的希望，監規獄紀對他也就失去了約束力。看不到減刑希望的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有刑減，種種客觀原因造成他減不了刑，通過政府的努力，還能使這部分人看到減刑的希望；另一種是沒有刑可減，也就是說，按照法律規定，他該減的刑期，已經減完了，再呈報減刑，已經屬於違法行為。我就屬於這一種。
那時候，到我釋放那一天還有五年。五年是多長時間？是60個月。60個月是多長時間？是1825天。1825天是多長時間？是43800個小時。43800個小時是多長時間？是2628000分鍾。2628000分鍾是多長時間？是157680000秒鍾。我們最習慣用“度日如年”來形容坐監獄，意思是說監獄的時光難熬。如按度日如年來計算的話，我還有1825年。這是無情的數據，從這些無情的數據裏，我能找到希望嗎？就這我還沒有把潤年算進去呢。那時候，我已經在監獄熬過了10個春秋。如若你飲酒駕駛被交警查處拘留10天或半月的，你不記一輩子才怪哩。
想保外就醫，就得有“病”，沒“病”你咋住院？你不住進醫院，怎麼能夠保外就醫？我得先有“病”。那時候，我早已為這一天作準備了，我和醫院的關係搞的特熟，隻等我有“病”的這一天到來。我得製造一假象。我對假象早已有深刻的理解。在創優秀部級學校的時候，政府組織我們補各類材料，有的犯人不知怎麼辦，我說，所謂的假象，就是假的，看上去，必須和真的一樣。如果和真的不象，那肯定就是假的。為了假的和真的一樣，我們隻有假戲真做，發揮想象，才能製造出真的假象。在那個每周四政治教育時間，我暈到在廁所裏，我佯裝休克，被抬進了醫院。我之所以暈倒在廁所，是為了造成影響。
就這樣，我“名正言順”地住進了醫院。然而，想象和現實相差甚遠。想保外的前提，不是你“病”的多重，而是你的鈔票有多重。那時候，兩毛錢一盒的煙早就買不到了，最便宜的也得兩元。我的身體根本就背不動鈔票，別說三萬兩萬了，就是一張大紅票我也拿不動。作了幾年努力等來的希望瞬間即逝了。唯一的選擇，隻有混天度日。就在我在醫院混天度日的時候，在門診剩化室碰上了楊偉。
楊偉的住院證已經開好了，就是沒有政府醫生的簽字，住不了院。我們都是犯人麵子上的人，當然熟識，但沒有深交而已。我問怎麼回事。犯人化驗員說，沒有人敢上去找政府醫生簽字。我說，你拿上去簽一下不就得了。他說，楊偉所在監區的犯人頭來交待過了，不能讓他住院。我一聽就來了氣。我說，犯人頭算他媽的鳥，我去找政府醫生給他簽。我常幫助醫院出個板報什麼的，和政府醫生很熟。我領著楊偉來到政府醫生辦公室，
我把楊偉的住院證放在張醫生麵前說：“勞你大架，簽個字。“
張醫生說：“孫院長發話了，我哪敢不執行？”
張醫生簽字後問：“是誰住院？”
我指指楊偉說：“就是他。”
張醫生說：“你吃的白白胖胖的哪象有病的樣，是不是又來泡病號的？”
楊偉說：“我血壓高，這幾天心間區疼。”
張醫生說：“你行啊，術語都用上了。”
我和楊偉走出辦公室後，楊偉說：“你們關係可以呀，政府醫生都和你開玩笑。”
我說：“你還不知道我這個勁，到哪都沒個正形。”
後來，那個犯人化驗員對我，孫尿，除了你，我們醫院的犯人沒一個敢找政府醫生給楊偉簽字。我說，是不是他的病是假的。化驗員說，假不假都無所謂，他在監區剛挨過收拾。我說啥事還值得收拾老犯人。化驗員說，說出來你不信，查衛生的時候，在他床上發現了一根**毛。楊偉不服。你還不知道他那監區的勁。
其實，我也清楚，這麼些年來，楊偉總是挨收拾的原因何在，這和他改造初期的一個又一個創意有關。不管他調到哪個監區，總是政府和犯人頭嚴管的對象。一根粗心大意的**毛，而且是在自己床上的**毛，挨一頓苦不堪言的收拾，這在自由世界可以說是匪益所思。然而，在監獄它就可能發生，而且能夠保持常常發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差不多，每個犯人都能做到。
楊偉最精彩的監獄創意，就是在住院期間完成的。可以說，這是不損人利己的典範。
在醫院的頭幾天裏，楊偉把自己放在病床上，除了吃飯上廁所，他就沒下過床，他在進行著艱苦的思考。和他一起入監也是判處無期徒刑的犯人，有的已經拿到了釋放證，這不能不讓他的心理失衡。一個犯人在監獄混的好壞，減刑的多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當然，隨著與時俱進，不知幾何時，悔罪的表現不再是衡量一些犯人是否能夠呈報減刑的必須條件。楊偉做過記者，他有敏銳的洞察力。他的思考完成後，回到監區，向他的江監區長彙報他的思想。他報告獲得準許後，走進了江監區長的辦公室。江監區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