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小道位於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原名為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是鄧小平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勞動和生活的地方中，他們撫古思今，收益匪淺。在當時的情況下能有一處可以安心讀書的世外桃源，很不容易呀!
鄧榕對鄧小平在江西的工作、生活是這樣看的：“我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穩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對待個人命運，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於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並用一些實際的工作來調節生活，從不感到空虛與彷徨。在江西的那段日子裏，他就主要用勞動和讀書來充實生活，陶冶精神。”的確，正是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才能使得他在一次次打擊麵前毫不動搖，巍然屹立。
誠然，在江西的日子裏大多數心情比較沉重，但是也有心情激動，精神振奮的時候，1971年11月5日，在拖拉機廠--鄧小平自被打倒以來，享受了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聽中央文件的傳達。當然，他已經猜到可能出了什麼事。因為1971年10月1日的國慶活動，身為副統帥的林彪竟沒有參加，而且林彪的名字已好幾個星期沒在報上出［１］鄧榕：《在江西的日子裏》，《鄧小平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０７頁。
現了。中午時分，參加會議的鄧小平和卓琳在監視人的看護下回來了，卓琳把女兒拉到廚房，在女兒手心寫了四個字“林彪死了”，看守人走了之後，全家人才聚到一起，聽卓琳講文件的內容，當時鄧小平相當興奮和激動。他隻說了一句話：“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林彪的死在“文革”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事件，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鄧小平的政治命運，他立即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議。
林彪垮台後，他在江西的黨羽也被撤換了。從此之後，鄧小平一家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好轉了，不久，鄧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到江西的井岡山等地參觀考查，他的老秘書王瑞林也獲準前往，這是政治形勢變化的新標誌。果然，不久他就接到了要他們回京的通知，這樣他們全家一起踏上北上的列車，回到了闊別三年之久的首都北京。
四、“我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
在1973年4月12日招待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席上，人們重新看到了黨的前總書記鄧小平，當他再度出現在中共中央的高級外事活動中的時候，一度曾與他共過事的人不由得投去了驚異的目光。
這位矮小的老人穿著褐色的毛式製服，顯然有些不太合身--幾年的下放勞動使他明顯地消瘦了下去，他的步伐也已經不如原來那般敏捷，但他始終麵帶微笑，眼睛裏流露出樂觀自信的神情，就像指揮千軍萬馬，挺進大別山時一樣，他頑強地走過了艱難困苦，走過了春夏秋冬，在冰雪消融之後，迎來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個春天。
今天，鄧小平是以周恩來的副手--副總理身份坐在貴賓席上的。
林彪事件後，年邁的毛澤東主席已經開始認識到，由於近幾年極“左”路線的推行，建國初期那種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已經成了美好的回憶，建設的任務依然沉重地壓在這位新中國的締造者的心頭。
鄧小平以他特有的堅定沉著，靈活多變地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
工作中他始終堅持著一條宗旨：隻要是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有好處，那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一務實的工作作風被譽為“綿裏藏針”。
然而，“四人幫”卻對鄧小平的複出沒有半點喜色，甚至是仇恨和恐懼。他們知道，無論從資曆，聲望和才幹來說，他們都無法與鄧小平相比。因此，幾乎從一開始，他們便把他當成了最危險的“敵人”。
關於“四人幫”等“文革”分子對於他複出的反響，鄧小平並非完全沒有料到，他心裏很清楚“四人幫”的篡權野心，中國的命運不能掌握在少數野心家的手裏，對於和“四人幫”的鬥爭，關係到我們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雖然自己剛剛回到中央不久，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如何不能再姑息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倒行逆施。
鄧小平是以一種大無畏的氣概重返政治舞台的，一次，他說出了內心的苦衷：“我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辮子抓在人家手裏呢，隨時有被打倒的危險，為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人民也從鄧小平敢作敢為，力挽狂瀾的作風中看到了希望，都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了鄧小平身上。
事實上，盡管毛澤東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靠近“左”派，但由於種種考慮，他還是譴責了他們的分裂陰謀。1974年7月份，毛澤東批評他們不要搞“四人幫”，第二年5月，他又更尖銳地警告江青，“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不要搞‘四人幫’，為什麼還在搞呢？”
1975年初，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京開幕，這次大會，取消了設國家主席的規定，在憲法第十五章裏又確定黨的主席對軍事力量擁有命令權。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最大成績，是通過了他們未來的經濟計劃：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之前，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係”。
［１］張世明、鄭曉國、相三栓著：《鄧小平珍聞錄》，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１８頁。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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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中國要在經濟上進入世界先進之列。這個計劃預見到了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即後來簡稱的“四個現代化”。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的身邊需要一批既熟悉專業知識又能幹的人。
當時已經確診，周恩來總理--這位無論在革命時期或是建設時期都為新中國而鞠躬盡瘁的人，不幸患了絕症，毛澤東權衡再三，終於召回了他的老下級，他說：鄧小平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戰場上立過功，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戰士，另外，他還懂得經濟和軍事。”
毛澤東並沒有看錯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鄧小平精力旺盛，敢作敢當，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處理了各種錯綜複雜的外交事務，在接見外國客人時，他以機智幽默、實事求是的出色表現贏得了客人的讚譽。他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挫敗“四人幫”組閣陰謀的鬥爭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布“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件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
已經八年，以安定團結為好的意見。
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在10月4日圈閱下發的。毛澤東在圈閱這個報告的同一天，還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在被錯誤地打倒後，已於1973年2月從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並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74年4月，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被外電稱作“中國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籌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時，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的建議，進一步表明對鄧小平的高度倚重。在周恩來病重的情況下，這個經過毛澤東深思熟慮的提議更有特殊意義，實際是考慮由鄧小平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
就在醞釀四屆全國人大“組閣”名單的過程中，發生了江青挑起的“風慶輪事件”。10月14日，江青從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刊物上看到有關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萬噸級遠洋
貨輪“風慶”號試航成功的報道。
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華社刊登的文章，意在批判“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哲學”。江青立刻寫下大段批語，攻擊國務院、交通部購買一批外輪增強運輸力量的決定，是“崇洋迷外”、“洋奴思想”、“爬行主義”，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風慶輪事件”進一步“批判修正主義路線”，“對交通部進行圖為林彪武裝政變計劃失敗後，1971年9月13日，於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附近機毀人亡徹底檢查整頓”。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突然拿出她寫了批注的關於“風慶”輪的傳閱材料，強迫與會者對他們認定的所謂“賣國主義路線”表態。江青挑釁性地問鄧小平：“你是支持呢？還是反對呢？還是站在中間立場呢？”鄧小平回答：“這是強加於人，我要調查!”張春橋站起來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你果然跳出來了。”鄧小平憤然離開會場，以示抗議。會議無果而散。當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密謀，策劃由王洪文第二天到長沙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彙報。
10月18日，王洪文背著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飛抵長沙。他對毛澤東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是冒著危險來的。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還晝夜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還說：“這些人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與四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王洪文還吹捧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目的是想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並把周恩來撇在一邊，由他們出來組閣。
毛澤東當即告誡王洪文：“有意見當麵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誌搞好團結。”又說：“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劍英同誌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當晚返回北京。
10月20日，毛澤東又派人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麵商量辦理；並建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他說：“王洪文來的時候沒有這樣明確，再明確一下。”毛澤東還要人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四屆全國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和具體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來負責，進一步確定由周恩來、鄧小平分別擔任國務院總理、第一副總理及總參謀長三個職務，使江青等人的“組閣”陰謀未能得逞。
雖然王洪文的長沙之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江青等人仍然不肯罷休。11月間，江青多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她對黨政領導人事安排的意見。11月12日，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19日，江青又給毛澤東寫信，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線鬥爭起伏時我主動的做過一些工作。”第二天，毛澤東在她的信上批道：
“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江青還托人向毛澤東轉達她提名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毛澤東還托人轉告周恩來：在已經擬定的人大常委會的主要領導人朱德、董必武之後，要安排宋慶齡；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等可任國務院副總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來主持確定。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抵長沙。王洪文也另機到達。到長沙後，周恩來、王洪文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周恩來說：我們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小平做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又提出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從23日到27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進行了多次談話。談話中，毛澤東再次說：“‘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四人幫”這個概念。他還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
我看是有。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他說自己“也在做江青同誌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組閣）。”毛澤東在批評“四人幫”的同時，高度評價鄧小平，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還提議，在將要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臨別時，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職問題，毛澤東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國際，讀《參考》，兩本。我也是啊。”
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等人，重申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重新對鄧小平委以重任，挫敗了江青的“組閣”陰謀，保證了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順利召開。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時任命張春橋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了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準備工作。最令黨內絕大多數同誌感到欣慰和振奮的是，這次會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會議期間，毛澤東再次強調：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的議程是：修改憲法，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選舉和任命國家機關領導成員。朱德主持大會。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張春橋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周恩來、鄧小平主持下起草。1974年11月，鄧小平談到起草工作時強調：“文字力求簡潔，整個報告最後要落實到團結起來，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上。”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12月17日，鄧小平同毛澤東有過一次重要的談話。談到對外合作和貿易時，鄧小平說：“我們什麼也不搞，也可以發展，但是速度慢些。現在國際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脫離國際範圍，都是取長補短，包括美國。”“以後國際環境可能還能爭取到五年”，“我們要利用這五年時間，不能耽誤”。“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
搞建設不安定不行。我覺得主要的關鍵是要有穩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夠發號施令……這麼大的國家，都靠中央不行。”他還談到，現在下邊感到亂哄哄的，曠工不是個別的、少數的，而是相當大量。他認為：
“恐怕還是革命和生產的位置怎麼擺的問題。不安定，生產搞不起來”。
毛澤東肯定了鄧小平對今後工作的總體思路和對當前問題症結的認識，表明對他的支持。這為政府工作報告定下了基調。
按照這種思想指導，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在回顧總結三屆全國人大以來的政府工作時，雖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但是，在今後的任務中比較突出地提到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目標。報告重新明確了1964年12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
的宏偉目標，講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按兩步設想的藍圖：“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報告指出：
“我們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一九八○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一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報告提出：“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製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直到工礦企業和生產隊等基層單位，都要發動群眾，經過充分討論，製訂自己的計劃，爭取提前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報告號召全國人民奮發圖強，“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四屆全國人大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是力圖把全國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大會批準了《政府工作報告》。
大會通過了《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和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年憲法在確定國家與政治製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方麵，繼承了1954年憲法關於國家性質、政權組織形式等的基本規定和基本原則。
如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
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等等。但是，由於1975年憲法是在很不正常的條件下製定的，因此，在指導思想和一些具體規定上加進了許多錯誤的、違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原則的內容。主要表現在：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作為憲法的指導思想，完全肯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這些矛盾，隻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憲法還把事實上隻能造成社會混亂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當作“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規定人民群眾有運用“四大”的權利。在國家機構方麵，新憲法對1954年憲法作了若幹修改，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由於取消了1954年憲法中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款，又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關於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這實際上是取消了檢察機關，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後檢察機關被砸爛的事實。1975年憲法雖然保留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性質，但對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的“文化大革命”卻從理論到實踐給予了全盤肯定，這是非常錯誤的。
大會選舉朱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等22人為副委員長。大會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等12人為副總理。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雖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批林批孔”運動的前提下召開的，但是大會重申“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並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為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九年後，為使國家政治生活逐步轉入正常軌道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使身處反複動亂中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又看到了黨和國家的希望。
六、全麵整頓鐵路為先
和“四人幫”進行的這一場鬥爭，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以鄧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勝利而暫時告一段落。雖然這場鬥爭還遠未結束，雖然以後的鬥爭還將更加複雜和激烈，但是，這一個暫時的勝利，為鄧小平進行全麵整頓，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大刀闊斧地繼續開展全麵整頓。“文革”中積累下來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要扭轉局勢，就必須全麵地進行整頓，徹底地進行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