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撤工作組我不讚成”
1984
[1]
年，鄧小平說過，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1966年5月是個不尋常的月份。全國各地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古老的北京，更顯得黑雲壓城城欲摧。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在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分別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根據林彪的指控，誣陷他們4人為“反黨集團”，停止、撤銷了彭、羅、陸、楊的領導職務。
會議期間，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認為，已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必須批判、清洗這些人。林彪則於5月18日作了殺氣騰騰大講政變曆史的講話。會議決定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１］《鄧小平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００頁。
長，康生為顧問，姚文元等為委員的中央文革小組。這個“小組”實權相當大，實際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成員雖幾經變動，但它卻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指揮部。
麵對危機四伏的緊張局麵，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鄧小平心急如焚。特別是6月伊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攻擊北大黨委、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在全國廣播後，許多學校很快掀起揪鬥學校校長、教師的“鬥黑幫”惡浪，而且勢頭不減，大有堤毀人亡之勢。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
關部門開會研究運動問
題，決定由陳伯達率工
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
張承先率工作組去北京
大學。周恩來將會議決
定電話報告在杭州的毛
澤東，並取得同意。30
日，劉少奇、周恩來、
鄧小平三人聯名向毛澤
東正式發電報進行請
示，毛澤東當夜批示：
“同意這樣做”。
正當中央一線領導
忙於部署領導運動事宜
時，形勢發生了突然變
化。6月1日，毛澤東
作出支持聶元梓大字報
的批示，指示新華社全
圖為“文革”時期的大字報
文播發，在全國各報刊發表，並說“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這篇社論是由陳伯達主持連夜起草的，發表前沒有報告中央。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一天之內，風雲突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甚感驚愕。此後幾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大量煽動性的社論、報道和文章，形勢急轉直下，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劉少奇於6月3日緊急召集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如何應付局勢。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認識下，會議製定了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準打人汙蔑人等八條規定；決定派出工作組以控製首都大專院校近於癱瘓的局麵；並決定，哪裏出事，哪裏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派消防隊救火一樣的快。鄧小平在會上說，中央的八條傳達要快，開個十萬人大會，一竿子插到底。
會後，北京市委根據會議精神，向一些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由於有人背後支持造反運動，工作組進校後，不但未能阻止混亂的發展，事態反而變得越來越難以駕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頻繁開會，研究處理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毛澤東不在北京，許多重大政策定不下來，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於6月9日赴杭州，向毛澤東彙報情況。10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兩次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會上漫談，議論內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麵麵。會上談到運動可能要進行半年時間，但並未對當前運動應該怎樣進行提出具體意見。關於派工作組問題，毛澤東隻是在議論中表示：派工作組太快了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041
從杭州回京後，由於周恩來要出國訪問，指導運動的責任落在劉少奇、鄧小平身上。從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經驗，向部分北京大專院校和中學派出工作組。
劉少奇和鄧小平想通過派工作組進校，達到保持黨對運動領導的目的，同時製止混亂恢複秩序。他們對工作組的工作既支持又關心，還分別直接接見工作組人員了解情況和指導工作。
鄧小平在6月4日接見駐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在談話中，針對學生批判老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問題，鄧小平說：“如果（老師）真有學問，還要團結他們。女附中數學、物理都不錯。好的學校熱火朝天，名氣大，有一套。如果沒有好教師，也就教不出好學生。要善於分析。
工作組要教育、幫助學生提高水平。打人沒有？打人是沒有本事的，是沒理的。鬥爭要講道理，批判要做好準備，事實要核對清楚，要充分講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幫，有些不是黑幫。講錯了話都是壞人，那就沒有好人了。材料不夠，不要輕易開鬥爭會。不要搞變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錯了，將來賠禮都賠不完。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黨的）總支中總有些好的嘛，校長、副校長總有些好的嘛。把黨都搞垮了怎麼行？把團搞垮了怎麼行？如運動把共產黨、共青團都打倒，是勝利了嗎？總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嘛。教師大多數是好的。說老師都壞，我不同意。”
詳細抄錄這篇講話，是為了說明兩點。一是可以看出，鄧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則上都不認同“造反”的理論；二是可以看出，到了這時，他對毛澤東發動這場政治運動的意圖依然毫無意會，更不要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緊跟。作為中央一線領導人，他和劉少奇一樣，於不自覺之間，在運動的問題上，已經落伍，已經跟不上，已經遠遠脫離毛澤東的步伐了。
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此後，他們多次開會聽取運動情況彙報和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6月21日，劉、鄧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問題。鄧小平在會上就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提出意見。會議精神貫徹下去後，學校和社會上的混亂狀況有所好轉，無政府主義現象得到遏製。6月28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製定一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
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麵對突如其來的運動狂潮，劉少奇、鄧小平的做法，是他們所應該作出的正常的決定，也是正確的決定。他們和絕大多數幹部一樣，希望學校恢複正常，希望學生回去上課，希望首都恢複平靜。
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做法，從根本上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
而且在暗處，中央文革一班人馬，正在鼓足了勁頭，精神抖擻地策動和支持學生的造反行動。對於江青等人來說，隻有動亂的局麵，才是他們顯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這場“文革”運動，從根本上來講，是自上而下的和人為發動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革”勢力利用青年學生的革命熱情和天真幼稚，大肆挑動和蠱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校以後，不但沒能扭轉混亂的局麵，反而從一開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眾”的激烈反對甚至轟趕。
由於對工作組進校的態度不同，各院校群眾組織迅速分成“保守派”
和“造反派”兩大基本陣營。這種局麵的形成，實際代表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一線中央負責人，與以林彪、江青等為首的“文革”勢力之間的對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態緊急，中央於13、19、22日連續三次開會討論工作組問題。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說工作組壓製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並與康生發生爭執。素以沉穩著稱的鄧小平忍無可忍，一下子站了起來，指著陳伯達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你們到前邊試試！”並明確表態：“撤工作組我不讚成！”在會議上，中央一線領導和中央文革，從思想到言詞均已針鋒相對，鬥爭已趨白熱化。
混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些學校中出現了紅衛兵組織，批判043
校領導、揪鬥“黑幫”和“牛鬼蛇神”的行動不斷升級，發生了體罰和打人。反工作組和保工作組的鬥爭更趨激烈，派性和派別組織由此產生。
各大中學校均已停課，大小辯論會晝夜不斷。中央文革人馬頻頻到各校煽風點火，鼓吹造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也被迫到學校與學生對話進行說服。記得有一次，鄧小平到一個大學參加辯論會，回答學生質問，在場的還有其他中央領導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操場上人群擁擠，口號震天，群情激昂。在強烈刺眼的燈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尖聲叫喊，陳伯達那沒人聽得懂的福建話和王力的從旁翻譯，顯得那樣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線中央領導的那些說明和勸說，則顯得那樣的無奈和無力。這些參加了一輩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麵對這樣一種扭曲變形了的群眾“革命造反”場麵，徹底地茫然了。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是造反運動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亂”的時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發表了與北京的一線領導截然不同的觀點。6月21日，他說，文化革命是一個政治鬥爭、階級鬥爭。他說，現在不派工作組去學校，讓他們大亂一場。7月8日，他給江青寫信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
這是自運動以來，毛澤東發出的又一次“戰鬥”號令。
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漢豪邁從容地暢遊長江後，回到了北京。
從第二天開始至23日，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召開“文化大革命彙報會”。會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小組猛烈攻擊中央一線領導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會議期間，毛澤東發表了意見。他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明確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組。
毛澤東為工作組定了性，派工作組的劉少奇、鄧小平，在此問題上，
自然而然地“犯了錯誤”。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工作組。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會上作了檢查性的講話。鄧小平說：“必須說明，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有的同誌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周恩來說：“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同誌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嘛。”
劉少奇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許多其他同誌、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講話，是檢查，是承擔，更是肺腑之言。
二、毛澤東保住了處理的底線
由於“文革”是以“天下大亂”的方式去奪取社會權力和觸及“人的靈魂”的“政治大革命”和“靈魂深處鬧革命”，這一些勢必引起許多人的懷疑、抵製和反對。為了深入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了徹底摧毀“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必須借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所以，對於林彪和“中央文革”堅決打倒鄧小平的企圖，倚重和信任他們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有所遷就。考察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給江青的那封意義深長的信，提到了他“違心地同意別人”，“我隻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等等一類的言語，其實也為我們理解毛澤東對黨內極端勢力不得不有所遷就的心情，提供了一個思路。這些“考慮”體現在毛澤東的一係列關注和保護鄧小平的舉動上，包括他對鄧小平在人身上的保護和在政治上的保留。
根據毛毛在她的書中披露，1967年5月，毛澤東約鄧小平談話，主要是問他30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這一段曆史情況，並批判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毛澤東態度緩和，批評得並不嚴厲，並且［１］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２７頁。
以後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毛澤東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當然知道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要極力置鄧小平於死地，所以，“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隻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義。鄧小平雖遭批判，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裏，一直與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被允許與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殘。鄧小平躲過了厄運顯然與毛進行了幹預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關。數年之後，鄧小平本人也承認：“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毛澤東不但在人身上保護了鄧小平，而且在政治上為重新起用鄧也埋下了“伏筆”。1967年春，戚本禹發表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對其批判時，毛澤東向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時說：“我的意見還是要把他（指鄧小平）同劉區別一下。”在1968年九大召開前的視察途中談到鄧小平時說：
“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是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1969年3月23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九大報告上隻寫我與劉兩個人的名字，隻寫劉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陳伯達也曾回憶說：“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這些談話，在將劉少奇定性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和九大前夕，毛澤東這些談話，顯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劉、鄧拆開來，話隻是一句，但含義很深。它是對劉、鄧個人生死前途、政治命運的不同決定，在深層次上為重新起用鄧小平準備了最必要的條件。
［１］錢其琛：《一次極不尋常的談話》，《回憶鄧小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第３８～３９頁。
除了把劉、鄧進行意味深長地分開外，毛澤東還“反潮流”的保留住鄧小平的黨籍，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用近乎協商的語言“替他說一點話”，要求給鄧小平“做點工作”，哪怕是“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並且“不合你們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開除他”
的意見，在1968年，毛澤東用這種口氣與語言在中央正式會議上為鄧小平說話，真切地反映出毛澤東的確不想根本打倒鄧小平，的確是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顧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
所以，他堅持最後的底線，保留住鄧小平的黨籍。
毛毛在書中寫道：“九大的召開，父親是從報紙上和新聞中知道的。
雖然他再一次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說，隻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鄧小平作為幾乎搞了一輩子黨務工作的老黨員，自然對保留黨籍的玄機有著遠比一般人深刻的理解，毛毛的這句感歎更為我們理解和感悟當時的政治“玄奧”，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再聯想到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一再要求“留在黨內”，而毛澤東為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一再親自出麵幹預，對於我們了解這一具有特別意義的“玄機”提供了啟發。這個“玄機”為鄧小平的複出預留了空間，當然，由於黨內情況的複雜性，鄧的複出還需要時機和鄧個人的努力。
曆史有幸，在時機成熟的“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鄧小平終於第二次複出。
三、在江西的日子
1969年10月，一架專門押送卓琳、鄧小平及其繼母的飛機騰空而起，直達南昌。就在飛機到達南昌之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電話打到江西省軍區，在電話中，周恩來要求省軍區一定要保證鄧小平的身［１］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０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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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健康和人身安全。飛機降落在南昌後，他被帶到了一個招待所，幾天後，他們被送到新建縣望城崗原步兵學校，一住就是三年。
“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偌大的校園空無人用，十分冷落。
原來的校舍、課堂都已殘損不全，風雨來時，常可聽到門窗撞擊的響聲。
每當夜深人靜之時，遠遠望去，空曠的校園內隻有小丘頂上老人居住的小樓燈光閃爍。”
每天早上，鄧小平和妻子由人持槍押送到新建縣拖拉機製造廠參加勞動。在那裏，他又重操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鉗工的舊業，一絲不苟地工作。對他來說，到工廠勞動是長期與世隔絕後得到與外界與群眾接觸的極好機會。開始時，廠裏的工人懷著好奇的心情觀察這個“全國第二號走資派”，時間久了，工人們被他的勞動態度、為人處世感動了，漸漸消除了與他的隔閡，同他的情誼開始密切起來。在勞動中，在生活上，鄧小平經常得到工友的幫助。從步校到工廠有一段路十分泥濘，一次鄧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們知道後立即悄悄連夜把那段路修好了。
上午在工廠勞動半天，下午在步校的校園裏，在用冬青和竹籬圍成的空地邊拓出一片菜地，種上白菜、胡豆、辣椒、絲瓜等各色菜蔬。鄧小平每日總要抓緊時間在園中勞作，挖土、施肥、澆水、鋤草。淋漓的汗水換來了豐碩的果實，在砂石地上開出的菜園竟然鬱鬱蔥蔥，果實累累。老人還在小院裏養了幾隻雞，每當散步時，小雞常常結隊而行，跟在人後咕咕作聲，小院裏充滿了盎然的生活氣息。
那時，鄧小平已65歲，但在小院的3個人中他卻是壯勞力，所以那些清掃、拖地、劈柴、砸煤之類的工作自然由他來做。鄧樸方被批準到江西與他們同住之後，給兒子擦澡翻身之類的重活也落到了他的肩上。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吃過晚飯，三位老人便圍坐一起聽新聞廣播。
然後鄧小平夫婦倆就抓緊時間讀書看報，在那些日子裏，他們除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外，還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它書籍，在讀書048
［１］鄧榕：《在江西的日子裏》，《鄧小平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０３頁。